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1)(2)
2013-05-31 01:08
导读：政府主要通过单位实施社会管理的体制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 沙的状态,加强了社会的组织性,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和组
政府主要通过单位实施社会管理的体制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 沙的状态,加强了社会的组织性,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和组织动员力。但另一方面, 也严重束缚了社会自身和公民个人的发展,就像捷克著名
戏剧家哈维尔所描述的:个人变成 了社会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 作用。总之,个人的工作、住房、活动等都被牢牢地钳制。事事受到预先决定,受到限制和 控制。每一个越出规矩的行动都被看做放纵、违章、违法之举。从餐馆厨师到歌唱家,每个 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一张官僚规定文牍的罗网笼罩。这张罗网以自己的目标束缚一切生活 的目标,而它的目标就是它自身平稳、自动运转的既得利益［5］。
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造成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国家化,使政府成为包 办一切的全能型政府,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将社会成员牢固束缚在 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造成了社会流动性差,社会自身缺乏自主性,各种社会组织无法 得到正常发育,社会内部难以形成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从而造成社会的僵 化,缺乏活力,社会成员思想的僵化,缺乏创造力。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造成了企业包袱沉 重,缺乏生产积极性和竞争力,从而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社区”制与“政府—单位”制并存的社会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个体私营经济等新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农村人口大量流 入城市,与此同时,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市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由“单位 人”变成了“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日 益暴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项旨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社 会工程－社区建设运动兴起,社区制被建构为一种替代单位制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随着“政企分开”、“社企分开”的推进,企业剥离出来的大部分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职 能都转移到了街道办事处及其所属的社区。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经过十几年的社会变迁和社区建设,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从“政府—单位”制为主、 “政府—街居”制为辅过渡到以“政府—社区”制为主、“政府—社区”制和“政府—单位 ”制并存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区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渐成为社会管 理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仍然承担着许多重要 的社会职能,但这些社会职能正处于不断的剥离中。
在我国当前这种以“政府—社区”制为主,“政府—社区”制和“政府—单位”制并存的社 会管理体制中,“政府—单位”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充分,成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着 重解决的问题,这种模式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我们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政府—社 区”制社会管理模式,也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政府—社区”两极式社会管理体制 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政府试图借用社区这个地域概念,将其操作为一个城市基层管理 单位,以解决市场经济兴起和单位制解体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通过社区建设加强基 层政权建设。”［6］正因为如此,本应发挥自治功能、进行自我管理的社区表现出 了严重的行政化、单位化倾向。“政府几乎包揽了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的一切事务,多样化 的基层社会的社区事务基本上变成了单一的政府事务。与‘政府—单位’式体制不同的只是 ,上级政府和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不过是转移或‘下移’给了基层政府的派出单位－ 街道办事处－而已。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区的责任和职能被不切实际地夸 大,所承担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的单位化倾向愈益严重,日益蜕变为一 个什么都得管的‘小而全’的、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单位化社区’。”［7］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李国青 由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