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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衡报道各方的观点
在当代的“参与性社会”中,报道的“全面”至关重要—从微观上讲,在具体的某一事件中,人们能够知晓相关各方的看法;从宏观上讲,它应是交换不同意见和批评的“公共论坛”,能传达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从而向公众呈现一幅真实的社会图景。而实践报道的“全面”关键在于恰当地运用“平衡”原则。此次“圆明园”事件迭起的风波中,出现了一系列引起争议的问题,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衡和全面”的理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多数观点”和“少数观点”的平衡。如在“湖底是否铺设防渗膜”的间题上,虽然多数专家和普通公众都持否定的态度,媒体的主观立场亦是如此;但媒体并不因此湮没了持相异观点的少数专家和个别管理部门的声音。二是“政府意见”和“专家异见”的平衡。如认为“圆明园有必要防渗”的环评报告出台后,在管理部门已首肯并将报告作为下一步决策依据时,少数专家学者的“异见”仍被报道。如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教授、院长俞孔坚就激烈反对,声称“即使环评报告支持防渗工程,也只是盗用科学的名义来进行非道义的工程,更不能作为继续改造工程的依据和借口。”三是“专家见解”和“公众常情”的平衡。在刊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中科院研究员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如松等专业人士技术型话语的同时,普通市民的“我心中的圆明园呢”、“圆明园的破落是一种凄美”等情绪型的表达,也在版面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圆明园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在未广泛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之前,园方就擅自进行整修,所涉及的已不是单纯的环保科学问题,而是关乎法律尊严、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问题。在媒体未批露之前,虽然也有很多人见到,但都未提出质疑,所以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在媒体采取新闻与评论相互推进、平衡报道各方的观点等有效措施介人以后,圆明园防渗工程从叫停到听证、环评、评审直至最后决策,管理部门践行了当初“全过程公开透明,公众广泛参与”的承诺。
二、新闻媒体构建公共领域的现实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圆明园事件”中,新闻媒体通过传递信息和整合意见,增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促进了社会融合和社会谅解,这印证了笔者所言的“使得公民、传媒、政府三者之间能形成及时的、建设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修正等过程环节趋向透明和公开”。但有否“维系民主和法治、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呢?笔者以为,由于可以推动决策理念的更新和推进公民文化的建设,这一更高层次的目标亦可达到。
1、推动决策理念的更新
由于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众开放,它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或讨论组成;因而可以形成“公共意见”( public opinion ),以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公共政策。此次事件中,经由媒体的连续报道和组织讨论,公众不仅议论有关决策的失误,更群策群力地探讨如何避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管理部门开始更新决策理念。
一是“圆明园事件”被广泛披露后,主管的海淀区政府表示“正在建设圆明园问题新闻发布制度,将定期向媒体发布有关圆明园保护和整治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决策部门将逐渐改“谋”与“断”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为“谋”与“断”的适当反复。囿于某些传统思维的影响,不少公共决策的制定往往存在一个有严重瑕疵的“路径依赖”,即一项决策的出台,往往遵循“设计一宣布一辩护”的模式。建立在这种模式基础上的决策如果合情合理则皆大欢喜;但一旦有任何闪失则可能会一错再错,因为不少决策者出于维护自己决策尊严的本能可能会极力辩护,拒绝修正。“圆明园事件”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当初决策草率以及被曝光后园方态度强硬的反驳,一幅决策悲剧流水线被清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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