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社会诚信再造——集体理性的凸显(2)

可能这种一次性的博弈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多见，普遍存在的则是多次发生的重复博弈过程。根据弗里德曼一无名氏定理，我们知道，在理想化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只要贴现因子充分地接近于1，那么就存在一个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使得参与博弈的局中人均选择合作的行动，从而实现博弈各方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然而，无限次重复博弈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分析模型，而对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有限次(n次)重复博弈，在整个博弈过程结束的前一次(第n一1次)子博弈中，违约行为仍有可能发生。显然，博弈重复的次数越多，违约分摊到每一次子博弈中的成本就越小。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增加博弈重复的次数，或使参加各方感到交易结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延长重复博弈的时间链条，固然可以降低局中人的失信成本。

另外，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经济主体违约的可能性。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经营环境的改变使得经营者随时可能改变决策变量，在违背原来达成的协议的同时，将这种不确定性传递给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从而引发社会信用缺失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诚信的文化维度

信用归根结底是属于经济范畴，代表一种跨时期的交换关系，而信任则是从这种交换关系中抽象出来，并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品质。就是说，信任产生于人们的经济交往，本身不是人性善恶带来的结果，而是人的“社会性”在交易方式中的体现，并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所谓“仓糜实而知礼节”;同时，信任也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道德关系的深刻影响。

社会群体可以借助三种力量来形成，即私利、契约和信任。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群体的形成可以解释为个体之间自愿契约的结果，这些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后得出从长远的观点看，合作对他们有益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信任是可有可无的:文明的私利和立法机制如契约可以弥补信任的空缺，以私利为基础的群体可以随时组成，而且群体的形成与文化无关。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欧洲，商务以逻辑为纽带;在美国，商务以法律为纽带;在中国，商务则以关系网或裙带关系为纽带。这句话通俗而又精辟地揭示了三个不同国度里各自的社会信任程度。很明显，欧洲国家的社会信任度最高，经济主体之间复杂的交易关系随着欧洲文明的进化逐渐形成了固定的逻辑模式—内化于人们心理的商业习惯或原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那些因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其次就是美国的社会信任程度，这种被打上殖民地文化鲜明烙印的信任形式，实质上是尊崇个人主义与宪法、法律制度的美国人在自我与权威之间一种开创性的平衡手段:在发生个性冲突，即人与人之间产生某种不信任时，借助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与其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方式，倒不如说是人们对于法律、制度的信赖，但不管怎样，这种信任同样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糟糕的就是我国的社会信任状况，人与人之间很难确立长期的互信合作关系，动辄背信弃义、尔虞我诈，攀露出了小农思想与市民文化在现代开放的文明体系中的馗尬和冲突。社会信任的缺乏，再加上法制不健全，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只好通过天然的血缘关系或构建关系网来建立一种私人信任形式—家族主义信任，或许我们可以视之为社会信任缺失条件下的一种必然的替代形式。

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借助儒教的伦理道德准则对每个个人的内在化影响而整治的。这些伦理道德准则界定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恰当行止，它的核心就是把家庭奉为社会关系最完美的化身，使得家长制作风、宗族观念在华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和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牢固的家庭制度便被看作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可与险恶多变的环境抗争。于是农民只会信任自家人，因为外面的人—官员、官僚、地方当局和士绅等—对他们没有对等的责任感，只有肆意的掠夺和剥削，社会信任仅仅局限于一个家庭，至多只会扩展到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中，而家庭或宗族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固守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千年不变。不难想象，中国计划生育的实施、三峡库区居民大搬迁和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宗族组织的弱化，以及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无疑会对家族式的信任产生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