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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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