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6)
2014-11-03 01:14
导读：公玠的凝秀堂是7间3进，用房面积为82.56方丈。由长、 次子平分。三子住在老房，应不低于诸子分家的平均面积。这样，公玠的3个儿子住房面积至少应有
公玠的凝秀堂是7间3进，用房面积为82.56方丈。由长、 次子平分。三子住在老房，应不低于诸子分家的平均面积。这样，公玠的3个儿子住房面积至少应有123.84方丈。辅侯建的履庆堂7间4进，增加了用房面积110.08方丈。连同凝秀堂的东半房屋41.28方丈，共有住房面积151.36方丈。
以公玠住房的面积为基数，则辅侯的住房面积增加了22.22％。 到华西时增加了205.94％。华西每子平均各得94.72方丈。比公玠的3子平均住房面积的41.28方丈增加了129.46％，多53.44方丈。可见随着人口增加，邹家住房面积也在增加，一方面是财力许可，造成住宅的宽裕。另一方面实际住房的占地面积扩大了，到耕地的使用。邹家连房边隙地也用上，把住房扩到河边了。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公玠分家与华西分家后诸子的小家庭有人口的多少，会稀释分家时总和住房的面积，这也是邹家扩大建房的动机。
以华西的长子珏为例。他在同治八年（1869）去世时73岁， 生有2子。长子文灏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染病早逝，年23。他已娶妻陆氏，生子一已殇，女一，适同邑黄氏。陆氏于咸丰三年（1853）卒。次子文瀚已结婚生有3子。他以长子钟桂承嗣文灏。另外文瀚已有孙子3人。如果从文瀚分家所得的住房，珏分得华西的房产94.72方丈，2个儿子分家，各得47.36方丈，几乎回到了公＠①分授诸子房屋的水平。 以文灏一家3人计，平均每人得15.79方丈。道光初年，邹珏家的住房状况仍和康熙时期相当。
但随着文灏一家不幸夫妻早亡，女儿出嫁，房产由文瀚继承，实际上回到了文瀚一家的名下。文瀚到光绪元年（1875）十月之前，一家至少有夫妇2人，3子3孙，3子中以2子已婚计，则共有10人。 他父亲卒于同治八年，母亲在同治十一年（1872）之前也卒，则又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小家族。各子分居，成为大家庭。按平均分房计算，3子仍有94.72方丈可分，则每子得房31.57方丈，比公玠、邹珏分家给诸子的住房面积分别减少9.71与15.79方丈，比华西分家时诸子的住房面积减少63.15方丈。似乎文瀚又得另置房屋了。如果按人头计，文灏一家3人平均每人15.79方丈，文瀚一家10人则人均住房只有9.47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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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邹氏从康熙时耀卿始迁洞泾桥立家，境况不会太好。第二代公玠首次兴建住房，分授3子，平均每子分得41.28方丈。第三代辅侯第二次扩建住房，因不知有几子，无法估算平均的儿子分家面积。第五代华西第三次大规模扩建房屋，分授4子，平均每子得94.72方丈。这是邹家最为辉煌的时期：田产隆盛，人口众多，住房宏壮。但第六代邹珏兄弟4人把心血财力花在义庄义田等宗族公益事业上， 并得到孀母的大力支持，自己似乎没有扩建住宅。邹珏分给2子的住房面积有所减少，几乎回复到公玠所在的康熙时的水平，2子各得47.36方丈。文瀚分家，则各子仅有31.57方丈。随人口增加，财力不济，住房也紧张起来。
从康熙到同治的200年中，邹氏传了九代，家族人口愈众， 有了设立义庄进行同族救济的必要。每个分支的家庭愈分愈多，住房愈建愈繁。但每家人口的住房面积应视其家庭财力与投向以及人口使用的状况而定。邹珏、文瀚时，人均住房面积从停滞走向减少，但仍能保持生活的必要空间，甚至较为宽敞。
以上根据常熟邹家的住房变化所反映的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关系的变化只是一个案例，至于说邹家的人口住房标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上属于何种水准，还须做进一步的材料挖掘、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总之，本文所述的事例表明，虽然清代江南（以农村为主）村庄的增多和住房聚落分布结构的改观并不都是当地人口增加的直接后果，它与人们的财力、生活志趣、甚至的转型还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多少反映了江南地区人口数量增多或变化之下人们住房扩张的轨迹，江南农村人文地理面貌的重大变化，构成近农村住宅景观的基础。因为，住房总是人口生活的基本资料，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后果、人口的生活状态总会在住房问题上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