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6)
2014-12-03 01:09
导读：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调适能力，使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
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调适能力，使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的，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疫病模式[61] 。清代江南除出现了前所未遇的真霍乱的打击外，总体上应该是个疫病模式相对稳定时空区域。以上所论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反而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当然，清代江南不代表一切，我们显然不能否定上确曾出现瘟疫大规模杀伤人口的例子。比如，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62] 。但毕竟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疫病模式的稳定时期要远长于调适期。因此，尽管我们认为瘟疫对的影响无孔不入，而且重视历史进程疫病因子也非常必要，但并不能因此过分夸大瘟疫的影响，而应该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审慎对待它。
注释
[1] 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冲击》，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262页。
[2]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2页。
[3] 《鼠疫流行与华北的变迁（1580—1644）》，《历史》，1997年第1期，第31页。
[4]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南开大学博士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2000年，第3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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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治《苏州府志》卷149，《杂记》，见“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5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6册，第3516页。
[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8页。
[7] 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10，《拾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1992年，第2本，第147页。
[8]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1990年，第23a页。
[9] 佚名著：《庚申避难日记》附录二，《灾异记》，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4册，第599页。
[10] 叶梦珠：《阅世编》卷1，《灾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11] 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86页。
[12] 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13] 叶梦珠：《阅世编》卷1，《灾祥》，第18—19页。
[14] 有关这次疫情的详细情况，参阅拙稿：《雍正癸丑：烂喉痧流行的开始？》，《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待刊。
[15] 徐大椿：《洄溪医案·瘟疫》，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311页。
[16] 据道光《昆新两县志》，雍正初年人口数为225728人（卷6，《户口》，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本，第77页），这是赋役册上的数字，应偏低，而且，雍正十一年，无疑会有所增长，故估计为二三十万。
[17] 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见“丛书·华中”，第176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6册，第1967页。
[18] 据民国《太仓州镇洋县志》卷4，《赋役·户口》，乾隆二十年人口数为146894（见“丛书·华中”，第176种，第1册，第103页），故估计当时人口为十二三万。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19] 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同治九年刊本，第5a页。
[20] 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4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