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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4)

2014-12-04 01:14

　　1795—1851年56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58％，与乾隆朝的1.45％或1.49％（1.485％四舍五入）相去甚远。 从这些数字比较中得出结论是容易的，但这种巨大的悬殊符合人口自身发展吗？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三、清代前中期人口增长率

　　现在回头一下仅依官方数字得出的康雍、乾、嘉道三个时段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含滋生人丁）为0.7％， 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为1.49％，乾隆六十年至咸丰元年为0.58％，前面指出的诸多漏洞，已经反映出，乾隆年间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而言，从逻辑和实践仍可辩驳：

　　1.人类漫长的进程已经证明：“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注：（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上海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与康雍、嘉道相较，乾隆朝不过是封建社会链条上的一环，生产技术并无任何重大突破。至于人们普遍认同“高产作物”的因素，其实并非均在乾隆朝蜂拥而至。这些作物从引进到推广、普及，有一个陆续、缓慢的发展过程。例如玉米、蕃薯，早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引入，在清代逐渐推广。而近代中国百姓的“救荒粮”马铃薯，从1705年引入中国，直至19世纪以后才得到普及。如果说乾隆朝人口增长有高产作物的因素，那么嘉道时期又何尝没有呢？况且，与其说是高产作物的推广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不如说是人口的增长促进了高产作物的栽培和推广。将清代人口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启示。

　　2.由于乾隆朝在人口统计标准上的重大转变，由于统计工作的不断完善，以前皆免予登记人口的众多特权贵族、下等户、边区游民、山区棚民、沿海灶户、渔民乃至大量边疆少数民族等不断“咸登版籍”。这种巨大差异造成的人口增加当属“人为”而非“”增殖，这种“人为”增殖人口的大量出现，当是史籍所载乾隆朝人口“激增”、“爆炸”的实质所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那么，抛开这些不实成份，乾隆朝人口增长率可能在什么程度呢？由于我们在前人基础上已大致确定了清初人口的基数，又已知清后期人口峰值数，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个谨慎的求证和估计。

　　康雍年间人丁数的不实已是众所公认的。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之后，清朝统治即趋于稳定，人丁统计标准亦相对固定，从人丁数的前后变化反映出的人丁年均增长率应具有较大价值。嘉道年间同理。因此，从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0.7％和嘉道间的0.58％三个时段的人口增长率中， 我们取其中数0.7％（注：帕金斯（Perkins）的结果是，1650—1850年间中国人口的成长率为0.6％， 陈春声通过对广东省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间人口增长考察，算出年均增长率为0.68％（参见陈春声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C广东米价》，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另据《清实录》计算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四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亦是0.7％，均与此估计增长率接近。）作一检验。

　　以清初1.5亿人口为基数，以0.7％为人口年均增长率向后推算，随机抽出几个年代可得出若干个推测数据，将推测数据与《清实录》所载数字比较，我们会发现不少新的，请见下表：

　　表3　《清实录》数字与推测数字比较表

年　份　　　　　《清实录》人口数　　推测人口数　　　　二者相差(大约)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2010万　　　 1.5亿　　　　　5000万
乾隆六年(1741年)　　　　　1.4亿　　　　 2亿　　　　　6000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3亿　　　 2.8亿　　　　　2000万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3.5亿　　　 3.5亿　　　　　　0
道光三十年(1850年)　　　　4.1亿　　　 4.27亿　　　　 17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