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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5)

2014-12-04 01:14
咸丰元年(1851年)　　　　　4.3亿　　　 4.3亿　　　　　　0*

＊康熙三十九年的人口统计单位是“丁”。

比较这组饶有趣味的数字可以发现：

　　1.推测数字与史载数字基本吻合，且越到后来越吻合，说明0.7 ％的人口增长率是大致符合历史逻辑发展的。

　　2.乾隆六年，史载人口数字表面上比康、雍年间已有“飞跃”，但实际上由于漏登、免登等长期形成的历史原因，其对人口的统计数字实际上仍然偏低，乾隆初年人口的官方数字为1.4亿，实际上很可能已达2亿左右，已恢复到明末的人口水平。

　　3.乾隆五十五年左右，出现了推测数字低于史载数字的现象，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①1700年左右1.5亿的人口基数实际上仍是偏低的；②乾隆中晚期的人口增长率确实稍高于此前此后的其它时期，如何炳棣先生认为人口数较准确的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九年（1779—1794）间的人口增长率为0.87％。

　　4.道光三十年与咸丰元年仅一年之隔，人口统计上居然出现近2000万的差别，计算其人口增长率为4.26％！这种增长率在人口死亡很高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再次说明官方史料的随意性和不可靠。

　　5.在嘉庆二十五年和咸丰元年，推算人口与史载人口二度完全吻合，反映了清代前中期人口即便按现在看来并不算高的增速增长（ 如0.7％），到中后期已逾越3亿、4亿大关，而这几个数字在生产力水平与以往历史时期并无突破性提高的清代，已足以使人们感到压力。

　　人类自身生产是不同于其他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特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如具有社会性、惰性（惯性）、以家庭为范围、周期长等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社会机体的结构”（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社会结构不变，即人类的增殖条件不变， 人口再生产的特点就会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我国解放初期人口行为强大的惯性发展已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因此，任何脱离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社会条件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的行为都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

　　　　　　四、结语

　　基于前述种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明末清初之际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滑。经过近百年的调整、恢复，清初人口与明末相比应略少或接近。表现为具体数字，是1700年左右当有1.5亿或更多的人口。

　　2.清朝前期、中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并非如官方数字显示的那么大起大落，大体上应是稳定而有规律可循的，其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当在0.7％上下。

　　3.乾隆朝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一定或并不在很高程度上高于此前的康雍二朝和此后的嘉庆朝，过高估计“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农业政策或高产作物等救荒粮食的引进对人口的刺激作用，以及依《清实录》记载数字得出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均缺乏真实有力的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4.由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及高产作物推广等因素，乾隆朝后期的人口增速可能会略有增加，但十分有限。清代人口问题在乾隆年间有所凸现，不是因为其增长速度太快，而是本来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增速不快，若中间未经人为或天灾中断，到一定阶段亦会对农业社会形成较大压力，乾隆朝不过是这种量变阶段较引人注目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