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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历史局限。两代大师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是十分出色的,其对所处时代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即便如此,但其也不能将未来发展的所有方面都丝毫不差地预测到。自由资本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已走到了尽头,30年代大危机和接踵而来的世界大战几乎葬送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与两代大师们的分析和预测是相符合的。但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与资产阶级自我调节的加强,资本主义在重生中继续推动生产力与自身的发展,这是他们无法见到和料想得到的。列宁曾断言:“寡头政治”已“没有而且不能自上而下地改造资本主义”了。这样,未来的发展与大师的预期发生了一些偏差,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并没有很快地到来,相反地,西方走向了较为稳定的发展之路,东方也进人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世界历史进人到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各国相对独立和平行发展时期。两者交合下的全面的根本性的变革远没有到来。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这只不过是历史的过程变得曲折和漫长了点,而其整体发展与趋向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大师们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法则与论断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样,东西方的历史便在相对独立与平行发展中,更多地展示其自然性与自主性,其内在的发展更具决定意义。即西方在资产阶级的改良下于不断的社会化中继续维系并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演绎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东方国家则在民族解放与近现代化的发展中,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与方式,努力寻求和实现自己最快和最好的发展。双方于自主中全力演绎着自己的进步,于合作中一起谋求着共同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于自觉中最大限度地顺应历史和时代的潮流。
东方国家的现实发展,正是按照这种历史轨迹来演进的,只是国情不同,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从社会历史层面来看,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与任务,首先面对和要解决的历史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同西方国家相比,由于落后,这些国家的近代化是不完全和不完善的,且大多数是以被动和扭曲的形式进人近代化。浓厚的封建残余、弱小的资本主义、残暴的外来殖民奴役与掠夺,使它们一直处于一种畸形的不成熟的社会发展中,且异常的反动与黑暗。旧的死而不僵,新的发育不全、且生长艰难,外来的只是压榨与索取,并内外勾结。这些都严重地阻碍其正常发展与进步。因而消灭内外反动势力、实现独立、民主与自由便成当务,且不可替代。从实践来看,各种矛盾的复杂与尖锐,社会革命不可避免。除现代两大阶级的矛盾外,还有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其他中间阶级的各种矛盾;除国内矛盾外,还有民族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日趋激化,并在全球性危机中走向极点。同时也基本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与能力,并获得了选择发展的可能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现代两大先进阶级的力量均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其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斗争力量逐渐增强与成熟。再者内外反动势力在他们自身的各种矛盾冲突的消耗中不断衰落。因而在这一涨一消的发展趋向下,不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实现,他们都有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更为可喜的是,因为其资本主义的弱少,现代两大先进阶级在前台都获得了主导权,这就给予其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或选择性。他们之间的强弱对决,不仅影响了历史问题的解决程度,也直接决定着未来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
最终出现不两种不同的结果与道路: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道路;一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它是世界历史发展与东方国家历史特质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后项的发展,列宁认为,它并没有越出世界历史总体发展的图景,只是“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而已。“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因而选择与跨越下的创新发展便成为其鲜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