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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宣传自由主义思想以其1895年2月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论世变之觅》为开端。这篇文章以介绍西方言论的方式,」宣扬了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彼西人之言日:唯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由此可见严复把自由与生命的价值做等价的看待。严复从社会发展和社会自由的角度,发现中西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他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进而得出结论:西方人“力今以胜古”即求胜于古人而渐进步,日渐发达;而中国人时时流连忘返于古训,墨守陈规,“好古而忽今”因而国势日衰,江河日下。根据严复的观察,学术方面,“则岛伪而祟真”;政刑方面,“则屈私以为公”,这两个理论在当时西方国家行得通,但是在中国却行不通。他认为,这是由于在“自由与不自由”问题上中西方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而基于此其他差别也丛然而生,包括经济、学术、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人政治理念的不同,而政治理念的不同更进而导致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一切大权集中于君主一身,三权合一,推祟“三纲”、“亲亲”、“以孝治天下”;西方则相反,崇尚三权分立,“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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