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走与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文(2)

　　从总体上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文化主义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再到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伊格尔顿的文化生产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和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等，莫不是一种文化批判。他们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为尺度，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和批判了现存的文化、社会结构和工具理性以及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社会力量。由此他们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眼界，深刻揭示出现存社会对人的总体性的统治——专政。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莱西和弗罗姆的“性格结构”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作出的独特批判与剖析。

　　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异化形式和异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极致的状况。商品拜物教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所有关系变得更加异化、非人道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异化”的批判基本上是从三个紧密关联的论题展开的。首先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人类的理性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能使人摆脱神话和想象的束缚，从而最终成为其自身的主人。然而，随着启蒙辩证法的逻辑发展却必然导致启蒙的工具理性，即从“征服自然界转到奴役社会和进行统治的实践”。此时，理性已取代以往具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批判性理性而成为唯一的逻辑，流行于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并与特定历史主体、社会生活、文化观念、旨趣(如晚期资本主义旨趣)整合在一起发挥效力，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用以取代传统政治统治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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