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恢复——析《羊的门》的主题意向

论文关键词：世俗政治批判 人性批判 文化批判 人文精神 价值理性

论文摘要：文坛的历史和文学的现实显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要在吐故纳新中走向现代化，离不开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实的理性审视与批判。本文在对《羊的门》的主题意向的剖析中，认为这种批判应体现在对世俗政治批判，人性批-y4和文化批判三个层面上。

应该说，从}o年代后期开始的历史“转折”，到so年代中期，“转折”的意义已基本上完毕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新时期文坛以追寻人道主义价值理想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高扬，表现的形态是启蒙和批判，尤其是情感的和理性的批判内容与力度，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整个文学思潮之中。随着历史进入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转型”，“转折”时期的历史惯性在价值理性层面上的滑行遭到逆转，工具理性上升到主导地位，文学创作开始边缘化。叙事姿态呈现出无奈和反讽，叙事视野转向历史和个人，那种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开始消隐。可以说八十年l弋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是缺乏“批判”的十年，是文学整体上对现实回避与妥协的十年，即使成功之作如《心灵史》、《白鹿原》者亦概莫能外。如果说《抉择》、《苍天在上》等作品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震撼给世纪末的文坛带来了直面现实的若干亮色，但这些作品执着于世俗层面的关注却又给批判意识的重新崛起和文学重返“中心”的努力蒙上了一隐晦暖昧的外衣。文坛的历史和文学的现实显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要在吐故纳新中走向现代化，离不开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实的理性审视与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李佩甫的长篇新作《羊的门》以显示了批判主题的恢复而弥足珍贵。

《羊的门》的出现无疑是世纪末文坛的一件大事，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创作重返社会中心努力的硕果，其冷峻的现实主义品格来自作品理性的、多向度的批判锋芒，重新接续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批判主题，从而恢复了先锋文学等创作思潮对它的疏离和解构。《羊的门》批判主题的深刻性和多向度性体现在世俗政治批判、人性批判和文化批判三个层面上:

对政治世俗化的批判是《羊的门》批判主题的最外层部分。文学历史走到二十世纪的尽头，《羊的门》显然已摆脱了八十年代初单纯的政治批判模式，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实生活中的世态炎凉，宦海沉浮。小说于客观冷静的描述与审视中摒弃了世俗化的和光同尘，悬置判断的同时却显示了热得发冷的批判激情。呼国庆两起两落的官场经历揭露了当今权力系统中独裁专制、勾心斗角的惊人现实。呼国庆和王华欣的权力斗争以范骡子的升迁和呼国庆一一谢丽娟的情感纠葛为核心内容，以权力的争夺与反争夺为最终目的。在王华欣身上集中体现了权力系统内部世俗化的目标追求和追求手段的残酷性。他在“一号车”事件中为维护自己在颖平县的绝对权威而向呼国庆发难，抓住呼国庆处理范骡子行贿一案的不够冷静，在情感问题上的道德失衡及违法行为，利用范骡子的求升心理，力图置呼国庆于死地而后快。政治价值判断的神圣性和庄严性所体现的意义在这里已丧失殆尽，有的只是对诸如权力、名誉、地位等世俗利益的不择手段的追求。而县长呼国庆的行为在维护个人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相对地被作者赋予了一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如揭发范骡子的谋官行贿，捣毁王华欣支持的“造假村”等，但他在处理与谢丽娟的情感纠葛上却屡屡失策，几乎被对手逼人死角，虽有呼天成的相助而最终转危为安，遗憾的是他的行为策略并没有摆脱世俗目标的牵引。费尽心机撮合妻子和秦校长的婚外恋以求达到离婚的目的，重用范骡子和捣毁蔡花枝的二造假村”是为了打击王华欣的势力基础，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和理性的公仆意识在他身上也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从呼国庆的仕途起落中不难看出:光明正大的政府行为和暖味阴暗的个人动机纠缠在一起，有益民众的局部合理性和违法乱纪的全局荒谬性难以区分，正义的动机和行为常常需要借助非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其目的，由此造成现实政治生活面貌和行为的诸多无序性和不合理性。《羊的门》不动声色、悬置判断的叙述策略给读者造成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反面效应，从而在世俗的层面上达到批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