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鲁迅与赵树理

　　论文关键词：大众化；乡土；为人生；启蒙；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鲁迅和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位卓然而立的关注中国农民的文学家。然而由于历史时代风云、个人境遇经历和文学审美趋向等因素的存在和影响，他们的文学呈现了有着丝缕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中国农民生存图昔。

据王中青等同志回忆，三十年代初期，他的生活很不安定，但仍然抓紧时间阅读鲁迅和“左联”的革命文学作品。《阿Q正传》就是他最喜爱的读物之一。在太谷县北7光第五高级小学执教期间，他向学生推荐的现代文学阅读书目就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并且特别指出，《阿Q正传》要多读。并且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里，他说:“老实说我是颇懂一点鲁迅笔法的。”

寻着这样的线索，我们建立起了赵树理与鲁迅之间“笔法”联系研究的眼光。然而，在具体的材料支撑和充分的论证基础上，我们同时在二者之间找到了更多的联系，从而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位关注中国农民的文学大家相映生辉。

　　一

1934年后鲁迅先后写了《门外文谈》、《关于新文字》、《汉字和拉丁化》、《人生识字糊涂始》等多篇文章，提出要“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赵树理关注着这些讨论，并且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太原的报纸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赵树理的大众化风格的重要的来源。

在具体的艺术操作层面，我们认为赵树理于鲁迅处借鉴了“白描”这一“鲁迅笔法”。鲁迅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对于这样的“白描”手法，鲁迅将其简明地描述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在鲁迅的小说中，其以这种白描的艺术在有限的文字中包含了丰富的意义和状况呈现，以《孔乙己》“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仅以手上都是泥，来隐含地透露出孔乙己是用手而来的。在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也以这样“去粉饰、少做作”的面貌成长在文本中。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的出场:“他头上箍着块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蓝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硬鞋至少有二斤重”，这寥寥几笔白描将一种负载着庄严责任的淳朴寄寓其中，将一种潜隐着的行动力量寄寓其中。

鲁迅在《呐喊》、《仿徨》中人物话语的经营是无迹的，其将自身本能性的浙东方言表达作为一种内化的基质，从而在现代白话小说经典实践创作中，以地方特点点染人物话语，进而使个性化的人物话语点染了浙东色彩的同时成为了全民族的精神和灵魂的展现。鲁迅是深知他笔下的人物的。

和鲁迅一样，对家乡风土习俗人物风物的习谙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有一次，赵树理在谈到他对乡村百姓的生活和语言习惯的了解和把握时，讲过这么一段自信的话:“我和我写的那些旧人物，到田地里作活在一块作，休息同在一株树下休息，吃饭同在一个广场吃饭;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预先能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这种推测的能力、这种内化的思维和语感使得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话语好似现场记录一样那样的生动、极富生命力。同时，赵树理这样的感受和表达的无意识也使其小说中叙述声音呈现流畅的“广场闲聊”的色彩。

此外，民间乡土的文化氛围营造也是“鲁迅笔法”的应有之义。鲁迅的《阿Q正传》是赵树理奉为经典的小说，其中所展示的浙东的风俗文化是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赵树理小说中的轻松的叙述声音，他的小说的活力和鲜明的喜剧式的叙事风格，有《阿Q正传》提点的可能。而其无疑源自对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精神的吸纳，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他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的。他把握住了民间文化因素、民间艺术传统与乡土农民浓重的生活、精神联系，类似“米烂了”和“不宜栽种”等民间叙事因素是其小说充满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小飞蛾”、“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饱”……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以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神采与魅力;以其纯粹民间性的叙事方式在乡土民间播撒着解决“问题”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