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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号消费、虚假需求与消费异化
在西方消费社会里,广告充当了买卖双方的中介,并营造着新的文化。“广告既是共同象征文化构筑的组成部分,又是共同象征文化的反映。在广告的象征语境下,消费者和商品进一步风格化。苏塔·杰哈里(Sut Jhally)认为:“资本主义“挖空”了产品的真实意义,与此同时,广告就把自己的意义灌注进去,填满那些空壳。通过广告,消费者得到的是通过符号编码的商品信息,并赋予了新的符号意义。“意义上的重组,使商品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在广告社会里,商品的消 费不断超越使用价值和消费,而主要表现为符号消费。
符号消费导致了现实世界的虚拟化,“记号与影像的激增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差别。消费者对商品的追求被罩上审美的光环,追求时尚、休闲、浪漫和狂欢,成为现代消费文化所鼓动的新内容。这些消费者热衷于符号的消费,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视而不见。广告商为迎合生产商的需求,将广告作为一种促销工具来控制消费者,使消费者购买一些本来不需要的东西。广告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消费者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的需求。在广告的虚假信号鼓动下,消费者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直接成为了主要目的和任务。
在符号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对商品符号的标志性意义尤为看重。广告商和厂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旺盛需求,以符号形象取代商品的功能说明,以此诱导消费者的购物欲望。在商品符号的逻辑演绎过程中,广告不断创造出虚假的社会需要,“符号价值的逻辑代表了资本主义通过强加一种与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之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秩序的最终胜利。商品符号被无止境地大量伪造,消费者陷于虚构的符号世界里,用金钱文化维持着无法满足的虚假需要。“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达成一致。哈维·弗格森指出,“这是一种及其有限的心里体制,它终将让位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系统’。愿望最终取代了欲望,并变成消费的动力。愿望是随心所欲,对现实需求无所顾忌,是彻底的消费主义。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愿望,使消费上的禁欲主义完全失去了意义。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广告符号泛滥,导致消费的异化。弗罗姆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如果我有钱,即使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我也可以得到一幅精美的绘画;即使我不懂音乐,我也可以买最好的留声机;我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尽管只是为了炫耀之用;我可以买学问,尽管除了作为附加的社会资产之外这学问别无它用。我甚至可以毁掉买来的绘画或书籍,因为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我一无所失。只是有了钱我就有了权,得到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并随意处置它们。这是消费社会的典型异化图景,消费者为了消费而消费,商品失去本来的社会价值,成为金钱文化的依附品。这种异化的消费活动,是消费者意愿的表达,远远超过了欲望的层次。但是这种消费上的戏耍,并非真 正的自由。由于广告符号的操纵,厂商与广告主之间常常达成共谋,控制着消费社会的消费模式。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这种非理性,是消费异化的直接结果。消费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如弗罗姆所感叹:“在异化的享乐形式中,我心中什么也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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