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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力量,调整好与人民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尽管如此,孔学的仁爱精神,充分体现了对苦难民众的关怀,包含“人性”觉醒的因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一方面为统治集团中的明达之士提供批判封建暴政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启发了广大受压迫民众认识到自身生存的理由和生命的价值,进而转化为他们反抗压迫、推翻暴政的精神动力。虽然后一点并非孔子所愿,但是它在历史上确实发生了。
二、“复礼”是“仁学思想”的践行标志
《论语·颜渊》篇记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接下来孔子进一步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孔子指出,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仁是内在的,表现为主观的心理、情感等因素,礼是外在的,表现在视、听、言、行等诸多方面。作为内在的东西是难以观察到的,只有通过外在的表现才能做出判断。衡量一个人是否“仁”,要看他的行为实践是否符合“礼”。换言之,“礼”就成了“仁”的外在标志。“仁”从心理、情感方面对人进行内在熏陶,“礼,’从言谈举止方面对人进行外在规范,二者结合,把人彻里彻外地纳人到“仁学”教化之中,从而有效地塑造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人格。 对于“仁”和“礼”,孔子更看重“仁”,因为“仁”是“礼”的内在心理、情感依据,是实行礼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孔子以“仁”释“礼”,将原本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外在的“礼”,转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内在的自觉,使“礼”与“仁”相互渗透,互为表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
一般说来,“仁”与“礼”是统一的:“仁者”,必守“礼,’;循“礼”而行者,必为“仁”。但是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仁”就上升到主导地位,一是行“大仁”者不必拘“小礼”,上文提到的管仲改仕齐桓公就是确证。二是表面行为即使符合“礼”的要求,而其实质未必就是“仁”。所以当林放请教什么是“礼”的根本时,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可见,孔子已经看到了表象与实质有些时候并不完全吻合,但他更重视表象后面的实质。
孔子主张复“礼”,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加之“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在当时就遭到了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学派的猛烈抨击。后世封建统治者,更片面的把“礼”作为巩固统治地位的工具,使之逐渐地失去了“仁”的内在灵魂,在今天看来,其中很多内容已经成为封建糟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孔子仁化了的“礼”,其本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尊敬他人,其精华部分,在民俗文化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已经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不仅如此,即使在当今人际交往和一些社会活动中,也不能不讲究必要的礼节和仪式。因此,孔子仁学体系中的“礼”,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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