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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近代化迟滞原因探析

2017-05-28 01:22 　　

　　摘 要：重庆是地处长江上游典型的内陆城市。从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到1890年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再到1891年重庆开埠，重庆开始了城市近代化的历程。从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时间上看，比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城市要晚，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历史条件、特殊地理环境、国内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重庆；城市近代化；开埠；工业化

　　Abstract： Chongqing is an inland city located at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Chongqing began to open to outside world in 1891 from 1876 China and Britain Yantai Treaty and to 1890 Yantai Treaty Amendment and from then on Chongqing initiated modernization process.From the angle of initiating time，Chonqing’s modernization process lags behind the cities at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nd at costal areas，which is caused by historic condition，speci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domestic economy，politics and so on.

　　Key words：Chongqing；urban modernization；open to outside world；industrialization
　　
　　对于近代化的概念，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将近代化界定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整个历史过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起步时间和启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为把近代化进程归纳为早发内生型和晚发外生型两大类型。中国的近代化属于晚发外生型，是外部效应和内部因素相互渗透叠加的结果，其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来源于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近代化的示范效应。城市集中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多种因素，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窗口。中国的近代化是从城市开始的，并以城市为基地，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重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一般地说中国的近代化应该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算起，它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也是近代化的起点。而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启动是从商业开始的，然后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从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到1890年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再到1891年重庆开埠，重庆的航运交通兴旺发达起来，开始了其城市近代化历程。是开埠加强了重庆对上海乃至世界的贸易联系；开埠以后，重庆的工业才开始缓慢起步，并在一战前后有了新的增长；到抗战时期，重庆才最终完成近代化的任务。
　　如果以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的标志的话，重庆城市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至少要晚20~50年的时间，本文将探讨重庆城市近代化晚于长江下游、沿海城市近代化的原因，以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解重庆城市近代化的特点，认识它对西南其他城市走向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也有助于我们揭示城市发展规律。
　　
　　一、历史条件
　　
　　重庆城在进入近代之前的古代史中，起义不断，经济凋敝，因此，重庆城市的生长发育本身具有阶段性和滞后性的特点。重庆在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两次被打断乃至出现严重的倒退现象，经历了一个“三高两低”W型的曲折的发展道路。其“三高”是指的从战国到东汉晚期经济的发展、隋唐两宋时期巴渝地区的全面开发阶段、明朝初期到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庆开埠为止。两低是指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而中断和南宋末年到明朝初期经济开发的破坏。这样经济的发展状况使重庆城市在近代化的历程中先天不足，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力。从中国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环境来看，中国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本身无法冲破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藩篱，它自身也无法打破这块坚硬的外壳，而外力的作用则起了加速捶打自然经济外壳的作用。再者，传统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因此外部的刺激极为重要。重庆城市和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其他城市一样都是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引起城市内部功能和结构的演变，不断地向近代化迈进。可以这样地讲，“城郭农村的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往往是衡量该城市近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尺度”[1]。在重庆开埠之前，重庆城市经济在封闭中徘徊、缓慢发展。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环境的制约
　　
　　1.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重庆地处内陆，距离东南沿海遥远，而且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复杂，这严重地制约了重庆城市经济的发展。重庆地区地貌复杂多样，以丘陵、低山为主，坪坝较少；重庆地区日照少，阴天多，湿度大，瘴气重，冬季多云雾，夏季高温炎热，常出现伏旱。这样的自然环境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从事更大的商业贸易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而且也只有随着的交通的改善商业才能不断地发展。“马嘉里事件”以后，英国以此为借口要求重庆向其通商，中英就重庆开埠一事讨价还价，由于川江航运条件的险恶，威妥马最后提出：“前款所开添口岸分作三项，其一则四川重庆、湖北宜昌、浙江温州、安徽芜湖、广东北海五处，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重庆一口，本可派领事官驻扎，惟轮船未抵重庆之先，英国商民不得在被开行居住”。[2]可见，列强侵略重庆的时间要比沿海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交通不便。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推迟或者延缓了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2.人文环境的制约。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典型的内陆城市，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城市经济发展迟缓。尽管重庆被辟为商埠，但交通落后、市场狭小，这种封闭的环境造成观念的落后，很少人敢于尝试投资工业。直到北洋军阀时期，重庆城市局势更加动荡，例如，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打算在重庆建厂，但因军阀混战，“香烟销路尚不十分畅达”而中止了建厂计划。这些都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从本质上说，“军阀时期的封闭政治理念，独立自治与眼界不出川的文化心态成为阻碍重庆城市近代化的主要因素。”[3]
　　
　　三、国内经济政治的影响
　　
　　1.城市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共进。尽管从主观上讲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沿海城市以及重庆的开埠通商，是为了对中国的经济进行掠夺，并使中国经济开始半封建化，进而在政治上使中国国家主权半殖民地化，这也是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恶果；但是从客观上讲，其侵略也给所有的通商口岸带来了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近代文明对每一个通商口岸的影响和冲击是不一样的。重庆城市所受到的影响要比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要小得多，这也是重庆城市近代化迟缓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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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政治斗争和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中英《烟台条约》、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以及《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欧美列强在重庆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特权，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充当了经济侵略“西进”的急先锋，把重庆向外国开放的门户开得更大。但是尽管如此，重庆人民掀起了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反洋教的斗争，如重庆各地发生的教案；在经济上表现为反王家沱日本租界的斗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对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尽管到了后来重庆人民对洋货有一定程度的喜好，但是在开埠初期这种自然经济的抵抗，的确是一种障碍城市近代化的因素。同时，重庆人民在政治上开展的各种反帝斗争，使得帝国主义在重庆投资、开办工厂等有所顾虑，尤其在市政建设方面更是无法开展。
　　3.工业严重滞后。重庆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商业带动并促进工业的发展，但其工业严重滞后。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定到1891年重庆开埠以来，重庆的工业发展水平低下，严重制约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重庆是一个商品集散地和贸易转口城市，进出的大宗商品须经宜昌、武汉和上海等地转运，转口贸易增加了流通环节，提高了运输和商品的成本，其商业利润也大多流入转口口岸的洋商和当地商人手中，真正的重庆商人不过是从利润总额中得到一点剪刀差的余利，这严重影响着重庆城市发展所需资金的积累和投入，更影响对商业、工业的投资。再者，重庆的对外出口商品相当部分来自四川和其他省份，本地并不是商品生产基地，而且出口商品大多为生丝、猪鬃、羊皮、烟叶、药材等土产品或初级产品，没有经过深加工，技术含量不高，利润薄。这种对外贸易与长江下游城市以及东南沿海城市相比，明显处于弱势，这也就决定了重庆城市近代化无法与它们同步。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基本没有波及重庆，其示范效应也十分弱小。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等竞相创办自己的工业实业，企图与列强抗衡。然而在重庆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很少，重庆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且资金、规模、市场受制于西方列强，发展速度缓慢。重庆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才出现的，主要得益于川江航运航道的整治以及抗战期间东部工矿企业大规模的内迁。重庆“虽是西南诸省中一个最优越的城市，可是它在战前几乎是无工业可言的。它那时所有的工业，只是少量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和利用外来原料的手工织布工场而已。”[4]此外，在清末，重庆基础工业不能发展，还由于政府的反对。

　　4.货币不统一，银行出现晚，金融混乱。1891年重庆开埠前后，在重庆市场上除渝平银外，还有省内的成都、嘉定、叙府、泸州、西充、棉州等和省外的贵州、云南、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宜昌、长沙等地数十种银两，还有本地的盐业、杂货、广货、棉纱、缎子、棉花、水银等行业专用的银两。[5]363种类繁多的银两给商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在重庆最早出现的官办地方银行是1905年10月成立的“浚川源银行”，总部设在重庆，[5]379主要业务为承汇公私款项，兼办私人存放业务。早在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就在上海设立了分理处，而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在1897年得以在上海诞生。[6]民国初年到1930年，银行曾一度大量产生，但战乱又使其数量有所下降，剩下的银行大多被军阀控制，成为其发行钞票、搜括钱财或者金融投机的工具，导致货币紊乱、财政恐慌、经济畸形发展。
　　5.人口规模小，增长缓慢。城市的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城市近代化程度的一个标志。由于工业落后，重庆城市人口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增长缓慢。而1842年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上海人口猛增。我们比较1843年和1893年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的估计人口密度和人口数量(其中长江上游不包括云贵)，可以看出以重庆为代表的上游城市人口比以上海为代表的下游人口少得多(表1)。
　　
　　6.帝国主义的干涉。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以来，各帝国主义争相在重庆建立领事馆，领事馆的建立不仅可以使各列强对重庆地方行政指手画脚，更重要的是为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侵略重庆起保驾护航的作用，这些领事馆的建立，使“清朝政府听命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通过清政府来实施对中国的统治，这正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的显著特点”[5]291这些领事馆如同一双双枷锁铐在重庆人民脖子上，使重庆人民处于屈服、奴役的地位，使重庆经济更加落后。
　　7.防区制的形成以及军阀混战、滥收捐税。在防区内各军阀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他们可以随意地攫取地方经济资源，用于享乐而不是经济再投资。例如，在棉纱进口方面，在四川境内的万县至重庆段，就要交纳万县乐捐、重庆内地税、缫赤费、马路捐、自来水捐、电力厂费，以及印花税等7项。[5]359重庆往西，在销往四川各地的途中，还要交各种名目的乐捐、特税。这些各种名目的捐税严重的束缚了重庆工商业的发展。
　　8.市政建设起步较晚。清末民初，在地方推行自治以后，城镇工商业发展较快，市政建设则相对滞后，其原因是管理城市的清政府政治腐败、财政危机，无从着手进行市政建设。上海自治公所在1906年10月开始接管城内公共事务，着手进行市政建设。重庆市政萌芽于1921年11月(四川省长刘湘在重庆设重庆商埠督办)，完成于1929年2月25日。起初，“时法令无据，又乏经验，一切设施，大都阙略，所能为者，仅将中央公园地址划定，砌石坎数段而已。”[7]随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市政建设，但是在时间和规模上比上海又落后了。
　　
　　四、结语
　　
　　1895 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多少可以看做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其条款鼓励在数目上已经增加的通商口岸发展现代机械化工业，并且开始了一个铁路建设的新时代。这样，中国几个地区城市体系开始朝现代化方向转变，重庆也进而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上海模式”的冲击和拉动下，重庆城市现代化强行启动，并为战时重庆作为陪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抗战时期为重庆城市近代化提供了一大机遇和契机。大批沿海沿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内迁，其中大部分迁往重庆。事实上，在此期间大后方的乃至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中心在重庆得以确立，重庆才最终完成了城市近代化。[9]
　　
　　参考文献：
　　[1]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出版社，1991：18.
　　[2]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第七卷)[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7.
　　[3] 张公权.畅谈游历四川的感想[N].商务日报，1934-06-19.
　　[4] 李紫翔.胜利前后的重庆工业[J].四川经济季刊，3(4).
　　[5] 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363.
　　[6] 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66.
　　[7] 向楚.巴县志选注(卷十八，市政，巴县县志办公室选注)[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799.
　　[8] 张瑾.权利、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15.
　　[9] 李东芝，李宏伟.抗日战争与重庆城市近代化[J].重庆工商学报(西部论坛)，2006(2)：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