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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小传统与温州经济的崛起范文

2017-08-12 04:26 　　 　　关键词 永嘉之学 民间信仰 温州模式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破译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解释图式：“永嘉之学——注重功利——经济发展”。本文对“永嘉之学”进行历史溯源，以澄清其与“温州模式”的纠缠；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掘发文化“小传统”与乡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关系，推断民间信仰是产生“温州模式”的关键文化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奇迹”，受到世人瞩目。1980年代初期，学术界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的影响，不少学者试图说明这些经济成长背后的文化因素，于是以儒家文化传统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学说风行一时。香港中文的金耀基教授与美国波士顿的彼特•柏格（Peter L. Berger）教授等人将“新教伦理论题”（the Protestant Thesis）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放在一起，把讨论上升到传统文化是否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这样一个理论理论高度，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学术争论。学界名家余英时、罗荣渠等都相继加入讨论，成为当时“文化热”中的一个“热点”，流风余韵至今不息。① 
　　几乎在人们热烈谈论“东亚奇迹”的同时，温州经济突然崛起，“温州模式”名震天下。“新教伦理论题”之流风波及“温州模式”，破译“温州之谜”的文化基因一时成为学者和政府官员兴奋点所在。由于“温州模式”鲜明的地域特征，人们在论及温州崛起的文化思想因素时，倒没有像余英时那样泛泛地讨论儒、道、释的作用，而往往聚焦于永嘉学派对事功的重视和提倡，认为永嘉之学强调“事功”和“功利”有别于明清后以重义轻利为特征之一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并成为一种区域文化传统，携带这种文化遗传基因的温州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总之，在有关“温州模式”的文化因素的探讨中，出现了一个“永嘉之学——注重功利——经济发展”的解释图式。永嘉之学讲究功利和今天温州人淡化意识形态的务实精神，被视为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这两者间存在着表面上的“家族”相似的特征，以及为强烈的“问祖之情”所驱使，以上的说法流传甚广。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因此特著文提出，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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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美国芝加哥人类学家芮斐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对概念。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代表的文化，也即精化；而“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因为这个理论充分注意到了社会下层经济活动的主体——乡民，又因为据说芮氏这个理论的提出也参照了中国的经验事实，②因此，我们在解释“温州模式”中的文化因素时，引进这对概念应该是有益的。按照芮氏理论的划分，以宋代上层士大夫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和叶氏等为代表的永嘉之学无疑属于“大传统”的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创造的精化——永嘉之学，对民间经济发展是否有着明显的或较为直接的关联，其实是很可疑的。我以为人们把永嘉学派之“功利思想”视为温州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可能是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有些想当然了。永嘉学派所言之“功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宋史•陈傅良传》载： 
　　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东莱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之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