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成立性的研究范文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反而陷入停滞的事实，使学界重新审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研究。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对其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疑，本文试图指出国内目前的研究中存在的改进空间，并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究竟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尚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自然资源禀赋 经济增长 实证检验 指标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的观点认为，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是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事实，引起学者们重新审视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资源诅咒”这一命题相应诞生。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是否普遍存在着计量检验上的显著负相关性，经济发展中资源禀赋的作用机制到底如何，以及政府如何防止资源需求冲击所导致国民收入的异常波动和资源配置的扭曲等问题，都成为目前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
　　
　　二、国内研究情况简介
　　
　　与国际上这一领域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
　　徐康宁、韩剑(2005)较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通过构建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考察1978-2003年中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徐康宁、王剑(2006)以1995-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徐康宁、邵军(2006)以1970-200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异为对象，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再检验。在控制住制度、人力资本、投资、开放度、价格变化等因素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认为“资源诅咒”命题确实成立。李天籽(2007)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国内地区层面上检验了“资源诅咒”假说，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丁菊红、王永钦、邓可斌(2007)在理论阐述了资源禀赋、政府干预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经验检验，发现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诅咒”在中国并不明显；资源禀赋与政府干预因素在中国呈现负相关关系。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三、对国内研究的质疑
　　
　　(一)回归模型设定中的缺陷
　　徐康宁、王剑(2006)根据“荷兰病”模型的经济涵义，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并以研发投入、教育投入、制度条件以及初始经济水平为控制变量，将解释变量中的各类投入分解为资本和劳动两部分，用两个方程分别估计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徐、王考虑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相关度较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分为两个方程式进行估计，这样处理多重共线性是计量方法上的严重错误。既然认为KMining﹊t、KManu﹊t等资本投入变量和LMining﹊t、LManu﹊t等劳动投入变量都是y﹊t的解释变量，如果在回归式(1)中把劳动投入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那么误差项中将包含劳动投入。而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相关度较高，于是就会出现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这就违返了FGLS估计的基本前提假定。(2)式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二)对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上的差异
　　徐康宁、王剑(2006)一文的另一缺陷是没有对自然资源阻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而是仅以资源大省山西为例，定性描述自然资源禀赋制约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恐怕难以产生普遍的指导意义。
　　要判断自然资源禀赋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不仅要考察自然资源是否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直接作用不显著，还应当考察自然资源可能通过哪些途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丁菊红、王永钦、邓可斌(2007)的实证研究思路漏掉了间接作用，仅通过直接作用的存在与否来判断“资源诅咒”是否成立。它的不合理之处就在于没有就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可能通过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所作回归最多只能说明自然资源本身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却不能排除自然资源通过传导机制间接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因此，此文所得出的“‘资源之咒’在中国并不明显”这一结论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