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2)
2014-02-05 01:16
导读：二、“官利”制度在近代 中国 出现和长期延续的原因 通过上文的 分析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知道，“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股份制 企业
二、“官利”制度在近代 中国 出现和长期延续的原因
通过上文的 分析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知道，“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股份制 企业 分配方面的一种制度。当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筹设开办，需要面向 社会 筹集资金时，不得不面对的“国情”之一，就是这种事先需要作出承诺，并在利益分配时给予保证的“官利”制度。显然，这种制度，是西方新型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引进中国时，中国社会给其打上的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印痕”。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制度呢？一般来说，一种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使其得以存在的种种原因，也必然受制于当时社会环境和 经济 结构的种种规定性。官利制度的存在也不例外。从根本上来说，官利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国社会资本较为缺乏，是一个高利贷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社会资金的流向，是土地、高利贷、旧式商业和房地产业。 金融 机构和民间的放款利率都很高，1899年，张謇在筹设大生纱厂资金困难时被迫向钱庄借贷，而钱庄的贷款月息高达一分二就是一例。 时隔三十多年，1933年济南银行业的放款仍然高达月息一分九厘又是一例。 而且，这种贷款的高利率现象并非存在一时一地，而是近代中国较为普遍的现象。据日本人1910年的一份调查，中国23个主要城市金融机构的
放款利率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各地金融机构放款利率
主要地区|放款利率（年利.厘）|主要地区|放款利率（年利.厘）
平均|12.5-14.8|湘潭|6.0-7.2
营口|9.6|沙市|12.0
北京|6.6-12.0|宜昌|12.0-18.0
天津|8.4-9.6|重庆|10.0-12.0
芝罘|10.0-20.0|南昌|11.0
上海|7.2-9.6|宁波|6.0-8.4
汉口|9.6|福州|8.0-20.0
镇江|8.4-9.6|厦门|10.0-25.0
南京|12.0|汕头|12.0
芜湖|12.0|温州|15.0-30.0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九江|9.6-18.0|广州|18.0-36.0
长沙|9.6-11.0|梧州|12.0-15.0
资料来源：“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50号。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 工业 史资料》第二辑，下册， 科学 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6页。
从这份调查表调查的23个城市来看，1910年时中国金融机构放款年利最低的为6厘，最高的为3分6，“其平均利率大约在12％－14％之间，与欧美各国比较起来看，其利率之高，实在惊人”。
遗憾的是，使调查者惊叹的调查结果，时隔二十多年同样没有改变。1933年，中央 研究 院社会调查所对银行放款给南方七省纱厂的年利率进行调查，其结果有如下表：
表2 中国各地纱厂向银行借款所负之年利率表
地区|最高|最低
上海|12％|6％
通、崇、海|11％|7％
无锡|10.8％|7.8％
武汉|12％|8％
其他（包括太仓、宁波、萧山、济南、青岛、九江、长沙等地）|20％|6％
资料来源：吴承禧著：《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版，第58页。
原表还有一个说明是：“据我们所知，银行的放款，其取息高至二分的固然少见，但低至七八厘以下的亦实属罕有，大抵均在10－12％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中金融机构放款利率经过二十多年后，基本没有变化，仍然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平。当然，银行放款利率高，又是由存款利率高决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通商大埠，活期存款的年息，普通仍在四五厘之间，定期存款，一年的多为七厘，二年八厘，亦有高至一分左右的”。“存息既然如此之高，则银行为获得利润起见 自然 不肯陪贴利息，牺牲成本而以低利与民族工业者相周旋” 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但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官利制度，却在这种高利贷社会条件下出现、延续并直接 影响 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创办和 发展 。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一般而言，决定工业投资大小的根本因素，不仅仅是社会资金的绝对数量，而是社会资金的流向。当地租、商业高利贷剥削收入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要想改变社会资金的流向，要想社会资金投到工业上来，就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高利贷统治着近代中国的资金市场，高利贷的利息水平自然就决定拥资者对投资近代新式股份制企业的态度。
“中国人组织公司、企业时，首先在章程上规定每期支付若干股息，把这叫做‘官利’，无论营业上盈亏，都是必须支付的。官利的利率一般为7－8％至10％。盈利较多的年度，除付给官利、付给职工奖金尚有节余时，则在官利之外另给红利”。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市场利率还很高，中国在运用资本时所追求的利润高度，也可由此推知。中国人在其企业上最少也要要求不小於市场利率的利益”。“因此，投资人与此相比，要求很大的利息，……不支付较高的股息，便难募到资本”，“必须事前规定官利的保证，然后招募股本才有可能”。 这些看法，是日本调查者站在圈外的评论。
1909年两广总督袁树勋为广东自来水公司给清廷的上奏中说：“按照定律，公司未有盈余，不得移本作息，然吾国风气未开通，各省商办实业，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劝，而广招徕”，此种做法实“属不得已之办法”。
晚清状元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招股集资的过程中，亲身经历了筹集资本金的种种困难，1914年，他在就任农商总长任后向国务院提出的奖励工商业法案中，对于官利制度存在原因的看法是：“吾国利率常在六厘以上，银行钱庄定期贷付之款，有多至九厘或一分以上者。各种公司招股，有定为官利七厘或八厘者，此无它，市场之情势然也”。因为“不发官利，则无以动投资者之心”之故。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可见，近代中国资金市场上普遍存在的高利贷，是官利制度必然产生的根本前提。在近代中国，要成为企业家，要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兴办近代企业，面对的社会现实，就是这种普遍存在的高利贷利率。要改变社会资金的一般流向，改变传统的投资途径，使出资者愿意把资金投向新式企业，把资金投向对他们来说还是新的、不熟悉而又有一定风险性质的事业时，只能在当时社会环境规定的条件下，靠自身作出一定的调整和适当的修改，否则不仅无法改变社会现状，反而会使自己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其次，“官利”制度之所以得以在近代企业中普遍存在和长期延续，还与中国企业特殊的资金筹集和运作方式有关。一般而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仅以自有资本为范围，局限在狭小规模和框架内活动的企业极为少见。借入资金，乃为公司理财政策方面常见之举措。从英美等资本主义各国情形看，企业借入资金的来源，不外商业信用、银行放款、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数项。但是，近代中国公司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资金筹集方式由于国情迥异，金融资本市场尚未完善等缘故，与欧美等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尤以收受存款一项为唯一之特色”。中国近代“普通之公司商号皆自行吸收存款，以为资金之调节”。“其 历史 悠久基础厚实者，存款在运用资金中所占之地位亦更见重要”。 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创办和经营过程中，除借用大量官款外，运用和吸收大量公私存款就是明显之一例。
表三 轮船招商局借款构成（1873－1893） 单位：两
——年度|————官款|——————私人往来
————|金额|占总计％|小计|占总计％|绅商存款|往来存款|保险股款
1873－74|123023|100．00| —| —|—|—|—
1874－75|136957|21．08|512638|78．92|465354|47284|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875－76|353499|24．58|1084858|75．42|238328|646530|200000
1876－77|1866979|57．73|1367109|42．27|335776|681333|350000
1877－78|1928868|50．50|1890834|49．50|1472404（两项合计）|418430
1878－79|1928868|61．52|1206720|38．48|624088（两项合计）|582632
1879－80|1903868|62．28|1152878|37．72|533029（两项合计）|619849
1880－81|1518867|57．96|1101662|42．34|1101662（三项合计）
1881－82|1217967|34．43|2319545|65．57|2319545（三项合计）
1882－83|964292|28．92|2370345|71．08|2370345（三项合计）
1883－84|1192566|52．52|1078286|47．48|1078286（三项合计）
1886|1170222|53．93|999468|46．07|82641|316827|600000
1887|1065254|56．60|816978|43．40|24525|292453|500000
1888|793715|55．97|624301|44．03|20175|304126|300000
1889|688242|54．60|572293|45．40|— |272293|300000
1890|90241|12．02|660318|87．98| —|360318|300000
1891|— |— |685490|100．00|— |485490|200000
1892|— |— |664825|100．00|— |464825|200000
1893|— |— |345735|100．00|— |345735|
说明：1、“往来存款”：包括钱庄信贷和个人存款。其中1875－1876年度钱庄贷款为613238两，个人存款为33292两；1876－1877年度钱庄贷款为593448两，个人存款为87884两；其余各年账略上并未分别载明。
2、“保险股款”：指保险招商局和仁和保险公司之股本存款。
资料来源：招商局各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 计算 书。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统计表。
实际上，吸收存款的现象并非始自招商局，在中国，这种工商企业吸收存款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据刘秋根教授在《明清高利贷资本》一书中的研究，早在明清时期，经营“存款”这种金融业务的现象，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除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经营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方家产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从存款客体来看，既有各级官府、也有各类社会性团体如宗祠、会社等，更多的则是私人家庭和个人。从存款的具体 内容 看，既有按期提息，用于种种专项用途的基金性质的存款，也有因工商经营、日常生活消费而引起的以寄存和生息为目的的存款……”。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显然，这种现象到了近代并没有改变，而是顺理成章的运用到中国近代的股份制企业中。不仅招商局吸收存款，其它企业吸收存款，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现象仍然延续存在，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譬如，民国十七、八年间，上海的一般公司，甚至“有设立存款部，公开登报招揽存款者”。以致于当时的研究者认为，“吸收存款为我国企业界特异之现象”，但是，“其运用几普及于各种企业及工商组织”。 1940年，有学者对1932－1939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及香港等9省区的10个行业100家企业的资本构成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借款及个人存款在这些企业中的构成情况及所占百分比如表四：
表四 100家企业自有资本与借款及存款之百分比率
资本等级——|家数|自有资本（元）|%|借款及存款（元）|%|总数
300万元以上|24|184302146|59．76|124129983|40．24|308432129
100－300万元|31|56977706|62．33|34440045|37．67|91417751
50－100万元|22|15114091|50．07|15071933|49．93|30186024
50万元以下|23|5812824|54．38|4876572|45．62|10689396
合计———|100|262206767|59．49|178518533|40．51|440725300
资料来源：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2页。
从表四可知，借款及存款在这些企业中普遍存在，不仅数量大，接近于企业的自有资本，而且与企业的行业和资本额的多少都没有明显的关系。显然，这种企业吸收存款付给利息的制度长期广泛的存在，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习惯和规范，制约着近代企业的创办人和投资者，必然使得近代企业创办时，不得不遵循和参照以往的商事习惯。在一般的投资者看来，购买股票投资近代企业，与把资金寄存于企业相比，同样是把资金的使用权进行了转让，那么，获取相应的利率回报正是理所当然。企业经营得好，另有红利再好不过，如经营不好，固定的利息是断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官利”又称“官息”“正息”，正是对其性质恰如其分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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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股票的转让和变现不易，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官利制度存在的必然性。我们知道，股份制企业与独资和合伙等企业组织形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明显优越性，但是，这些优越性得以正常发挥，需要有证券交易所和银行的相互配合。证券交易所和银行的存在可使股票作为有价证券的流通属性，得到正常发挥，并能激活资金的运转，增大资金的效用，使其循环转运于市面，使金融活泼无阻滞。但是，中国第一家银行成立于1897年，距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晚了25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18年，距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更晚了将近半个世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企业的股票无论是转卖还是抵押，其不便和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这种不便，还因企业自身的种种规定而更为加重。我们可以举 交通 银行的规定为例：1907年清政府奏定的交通银行章程第三十二条规定：“如商股东欲将股票卖给或让与他人，须由原主函知该行核准，再行通知本人，将卖给或让与之契据，两造签名画押，连股票送至该行登注股份总册，并由该行人员于后面格内签字画押。此外有执持股票来行自称股东者，该行均不承认，惟认曾经注册者为实在股东”。 在这种种不便的情况下，投资者如果连些少官利也拿不到时，又怎会有积极性向股份企业投资呢？
由以上这些分析可知，西方股份制企业在引进中国时，中国社会的高利贷性质，历史上形成的商事习惯以及社会各部门走向近代化的步伐不一等等原因，必然使得这种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组织形式难以一成不变的 应用 于中国，而会使其产生与中国相适应的变异。官利制度的出现和存在，就是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环境条件的派生物。它既可以说是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企业家为向社会筹集资金、适应社会环境时不得不进行的一种主动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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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朱荫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