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3)
2014-02-05 01:16
导读：三、如何评价官利制度 但是，正因官利是近代 中国 高利贷资本市场条件下的派生物，正因官利具有“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且股息固定”的性质
三、如何评价官利制度
但是，正因官利是近代 中国 高利贷资本市场条件下的派生物，正因官利具有“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且股息固定”的性质，因而，官利制度必然加重近代中国股份制 企业 在创办期的资金紧张状况，导致“以股本给官利”，或“借本以给官利”现象的出现， 也必然加重企业在今后 发展 过程中的利息负担。因此，官利制度具有的这些性质，也就决定了在以往的 研究 中，大都对其持否定态度。例如，以对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企业集团的研究为例，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就认为，官利制度减少了大生“企业的资本积累，增加了企业的困难”，是大生企业集团衰落如此之快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有学者认为，“它对企业的正常发展 影响 极为恶劣”，“严重影响企业素质的提高”，“严重影响了大生纱厂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日益蚕食大生资本的积累”，“从内部蛀空了大生纱厂”。 还有的学者认为，“官利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扭曲企业制度，……尤其是利润分配 问题 ，直接导致企业实施‘有利尽分’政策，祸害企业无穷”。
确实，大生纱厂在筹办的四十四个月中，资金极度紧张，多次使大生纱厂到了夭折的边缘。创办者张謇曾自称到了“仰天俯地，一筹莫展”的地步。在资金如此紧张的情况下，除“应归入成本”的费用外，“用去不返者止五万余”。其中，必须发给的“各股官息”即占“一万七千余”， 合三分之一强。这个事例，就是官利分配制度在企业筹办期加重企业负担加据资金紧张状况的典型一例。
那么，作为当时当事人的张謇又是怎么看待官利制度的呢？在“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中，张謇有一段话比较典型的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对崇明分厂开工六届的帐略说略进行 总结 时，他说：“未开车前，专事工程，无从取利，即以股本给官利。自甲辰至丁未三月初四，共付官利九万一千四百七十余两。开办费所谓九万六千五百四十余两，非纯费也，官利居多数也。开车以后，虽始营业，实则失利，乃借本以给官利。计自丁未三月初五至戊申年终，又付官利十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余两。而两届之亏，十二万零五百五十余两，非真亏也，官利占全数也。凡始至今，股东官利，未损一毫，递迟发息，则又利上加利……”。在笔者接触到的史料中，官利制度对企业开办期加重资金负担和企业营运的不利影响，以张謇的这段总结最为典型和清楚。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令人深思的是，张謇依然对有人提到国外没有官利制度即 “有谓泰东西各国商业，获利若干，皆以本年营业为准。赢利若干，即派利若干，提奖若干，无所谓官利，即无所谓馀利” 这一点不表赞同，他说，“各国自有习惯，有他国之习惯，乃有他国之公例，乌可以概中国？”接着他说的一句话，可谓对官利制度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解答作用：“且亦赖依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显然，一种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使其存在的 社会 基础、条件和要求。当社会上存在多种投资途径的时候，在“追逐利润是资本天职”的市场 经济 规律 的作用下，拥资者必然会作出对自己最可靠和回报率最高的选择。事情十分清楚，在整个社会已形成高利贷投资环境的条件下，当“不发官利，则无以动投资者之心”时，社会的现实是：不接受官利，就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兴办企业的社会资金。因此， 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 分析 ，我们就不难理解张謇“且亦赖依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的感叹背后所隐含的 内容 了。
当然，这里同时需要说明，官利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种利益比较后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其客观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而改变这种制度，也并非一人一厂单独行动所能奏效，需要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入手。因此，张謇虽然发出上述感叹，但并不表明他不同意改变官利制度。实际上，1914年，当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很快推出的《公司保息条例》，正是他力图利用国家权力对企业实行“保育”，希望利用国家的财力给企业三年筹办期以补助，改变企业在筹办期因无利润而使企业家创办企业热情低落、工商业难以发达的状况，就是他试图改变官利制度的一种尝试。他在“与财政部会拟保息条例给大总统呈文”中说：“凡民间集股结合公司，三年之内，多不能获利，以现今 金融 之耗竭，利率之腾贵，使投资者三年之间，无利可收，则群情观望，企业者无所藉手，商业之隆，盖无可望”。因此，“今以保息之法，由国家指定的款，专备保息之用，民间能结合公司资本达若干万元以上者，每年给予若干元，以为其资本之息。冀投资者对于将来，有无穷之希望，对于现在，又有 自然 之收入，庶几集股较易，而公司之成立较多，公司当三年之内，不须剥蚀资金，以应股本之息，则发达较速”。 然而，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困窘，张謇制定并极力想推行的这项措施，并未得以实行。官利制度也依然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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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能够存在并延续七十多年的一种经济制度，我们在看到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其多方面的影响，而不应当将注意力仅仅局限在资金领域。譬如，由于官利制度存在而导致的股东对企业主持者约束力的弱化，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一般来说，按照正常情况，拥资者购买股票成为某企业的股东后，与该企业之间便形成了利益相同利害与共的关系。为保证股东投资获得回报，制度上对企业主持者有相应的种种规定。如企业经营的大政方针有股东会和董事会等参与决策，有监事会和查账员对企业主持者进行监督和检查等。可由于官利制度的存在，却弱化了上述这些关系，弱化了股东对企业的关注和监督。“从股东方面来看，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对于企业的经营并不感兴趣，只考虑股息愈大愈有利，毫不关心企业的经营情况如何。其结果，必然使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基础不稳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可能有稳固的发展”。 在对欧美考察归来之后，梁启超对中国股份制企业分配方面的评论是：“凡公司必有官利，此实我国公司特有之习惯，他国所未尝闻也。……故我国公司之股份，其性质与外国之所谓股份者异，而反与其所谓社债者同。夫持有社债券者，惟务本息有着，而于公司事非所问，此通例也。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乃大类是，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以其官利有着也，则习而安之……”。 张謇主持的大生纱厂在成立十二年以后才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张謇在会上所说的“历届虽有说略、帐略奉报，然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股东中殆十居八九” 的情况，虽可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应该说并非个别现象。
显然，官利制度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是一种利弊共生的结合体。我们尽可以从其利或弊的方面找到例子。但是，如果跳出这个思维框架，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东西。譬如，从官利制度在近代中国产生以及普及延续的状况看，传统社会经济体制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力量决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往往导致某些东西发生变异，尤其是外来或引进的事物，更容易产生变异。但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内在动力，是否能，或者说怎样与外来的有优越性的东西结合，应当更多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和考察，因为，有生命力的经济模式，必然是最适合国情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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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笔者认为，对于存在达七十多年的这种经济制度的认识，不能简单的停留在给其下一个价值判断上，更应当关注的，是使其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使其得以生长的 历史 文化土壤，是这种长期存在的经济制度对今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富于 时代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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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朱荫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