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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剩余价值”(1)(3)

2014-02-06 01:17 三、间接定价 企业 理论 中的“剩余价值”
自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以来，人们就认识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 的 发展 ，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亚当·斯密受曼德维尔的 影响 ，接受了这种看法，并且认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由于劳动分工能够自行扩大市场规模，所以说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是不充分的。 现代 经济理论认为，交易效率决定劳动分工演进的速度。由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不同的商品生产者或生产要素所有者就有了相互交易的必要。由于交易双方对所交易商品拥有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立，必然产生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了劳动分工的演进。当交易效率低下，边际交易成本大于边际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时，人们就会放弃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而当交易效率提高，边际交易成本小于边际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时，人们就会选择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但组织劳动分工有不同的方式，而且不同的方式的交易成本相差悬殊。因此，切实可行的方式必定尽可能降低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1993年，杨小凯和黄有光在间接定价的企业理论中对劳动分工的组织方式进行了探讨。他们假定有衣服和生产衣服过程中管理生产的知识这两种产品。如果这两种产品交易的效率低，人们就会自给自足地生产它们，即每个人既生产管理知识，然后又使用这些知识生产衣服。这种生产方式的好处是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但由于没有利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如果交易效率提高了，一部分人专门生产管理知识，另一部分人专门用管理知识来生产衣服，这样就能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组织劳动分工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管理知识生产者将管理知识作为咨询服务卖给衣服生产者，然后再向后者购买衣服。这时，存在两种产品市场，一个是管理知识的市场，另一个是服装市场；不存在劳动力交易，权威和剩余索取权是对称分配的，也就不存在企业。第二种方式是衣服生产者雇佣管理知识生产者，前者令后者生产管理知识，然后前者再用这些知识生产衣服。这时存在服装市场和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力市场。第三种方式是管理知识生产者雇佣衣服生产者，前者令后者用前者生产的管理知识生产衣服。这时存在服装市场和生产衣服的劳动力市场。这后两种组织分工的方式都是权威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分配，雇主有使用所雇劳动力的权威并享有剩余索取权，而雇员没有。因此，都出现了企业。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用劳动力的交易来代替中间产品（管理知识）的交易。在组织劳动分工的这三种方式中，由于管理知识的质量和数量不可衡量，或衡量的代价极高，而且用来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也极难衡量，但衣服质量和数量的衡量成本很低，生产衣服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也容易计量，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比前两种方式的交易效率高，它最可能出现。因为，在第一种方式中必须交易交易成本极高的管理知识，在第二种方式中也必须交易交易成本极高的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力，而在第三种方式中必须交易的衣服和生产衣服的劳动力的交易成本则要低得多。
可见，企业是一种巧妙的交易方式，它把一些交易成本极高的活动（如管理知识的生产）卷入分工，却避免对这些活动的直接交易和直接定价。因此，第三种方式中的雇主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就是其管理知识的间接价格。这就意味着，雇主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起着类似专利制度的作用，它可以间接有效地对雇主不可捉摸的知识资产定价，从而促进了管理知识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由此推动了经济增长。所以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雇主的剩余索取权不是剥削，而是经济增长的推进器[6]。
可能有人会说，在间接定价企业理论中，是生产管理知识的人当雇主，而在马克思的 分析 中，是资本所有者当雇主，并且在古典资本主义企业里也是资本所有者成为雇主，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解释？对于这种诘问，可以用张维迎的企业理论来回答。张维迎认为，对企业经营者的选择而言，应选择能力强的人作经营者。但谁的能力强呢？由于每个人拥有的资产是公共信息，而经营才能属于私人信息。这样，通过选择竞争，具备更高经营能力的资本所有者将成为经营者（雇主）。这是因为经营才能是一种私人信息，只有那些愿意充当雇主同时又拥有足够个人资产的人才能被信赖为合格的经营者，也就是说，他们拥有的作为公共信息的资产成为一种发送信号的手段，该信号显示出他们拥有较高经营才能的信息。一个资本所有者，当他想成为一名经营者时，会更加诚实、可信和尽责，他没有激励来夸大自己的经营能力，也没有激励过度投资；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有很强的动机谎报自己的经营才能，并从事过度投资活动。因此，最后会是拥有经营才能，同时又拥有足够资产的人成为经营者[7]。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在团队生产的有效监督和管理知识的专业化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企业生产有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源泉。既然如此，就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做到与时俱进。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重大意义。下面仅简要说明其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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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新认识剩余价值理论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在不考虑雇主的监督、管理活动和企业家才能等也创造价值的条件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得出“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别人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物质化”[8]的结论，所以对资本家的资本全部加以剥夺，即“剥夺者被剥夺”，完全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不过是把资本家掠夺去的财产重新收回而已。这显然不利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私营企业主或资本所有者心有余悸。因为他们的资产终将是“剥削”来的，保不准哪一天会被“名正言顺”地剥夺，因而难以把他们全部资产和聪明才智用于发展生产，积累财富。另一方面，雇佣劳动者心有怨气，总觉得自己被剥削，也就难以敬业爱岗。因为自己越敬业，受剥削就越重，而“资本家”的利益又是和自己完全对立的。
为此，需要转变认识。同时，通过逐渐完善保障私有财产的 法律 制度对这种认识的转变加以认同和巩固，以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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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