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所有权分配难题(1)(2)
2014-08-06 01:13
导读：二、社会学的解释 要解释阿龙的安排，应该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从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传统的背景入手，探究中国人内心深处隐密而精确的计算规
二、社会学的解释
要解释阿龙的安排，应该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从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传统的背景入手，探究中国人内心深处隐密而精确的计算规则。
我们可以看出，阿龙和他的兄弟们存在不同寻常的人际关系，他们首先是兄弟，其次才是商业上的伙伴。费孝通（1985）年指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差序格局”，以此理解孟子的名言“修身、齐家、制国、平天下”中的先后顺序就不再困难，居于社会关系同心圆中心的个人以亲疏远近标准来对待和处理与自己有关系的不同的人。在这个同心圆中，最里层代表强关系，主要由家庭成员和某些密友、至交构成；其最外圈是弱关系，主要由远亲、邻居、同学、同事、同乡等角色构成；强关系和弱关系之间还存在两种过渡性关系：次强关系，主要由近亲、亲密朋友组成；次弱关系，由那些经常交往或联系的一般朋友组成。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结构并非是一个界限固定的结构体，各关系圈关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流动性：处于外层弱关系的人可以通过交往向内层强关系逐步流动；相反，处于内层强关系的人也可能因为分家、婚姻或交往渐少等原因而向外层关系流动。此外，越是靠近圆心，关系的情感性和义务性越强；越是靠近边缘，关系的工具性和非义务性越强。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有不同的关系法则，强关系的存在主要满足人们在亲情、友情、安全感、归属感方面的需要，因此义务性和情感性的东西最多；强关系越趋弱，人际关系中工具性的东西越多，越不“纯洁”，关系维持中功利性、利益计算性的需要逐渐占据上峰。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强关系通行的义务性和情感性的法则排斥自我利益的计算，排斥个人产权的界定，强关系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往往是无偿、义务的。这也正是中国人一方面受制于融资渠道的狭窄和社会信任的缺乏不得不利用强关系提取资源的优势发展家族企业，另一方面又竭力想避免与强关系人一同进行经济活动的原因。随着关系的趋弱，关系中的工具性因素渐占优势，从经济行为类型上也逐渐向纯市场交易过渡，正如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好友、同窗经常合伙经营（次强关系的一体化交易）、常年的商业伙伴间的资金拆借（次弱关系的组织间交易）、社区内的小杂货商店（弱关系的市场性交易）。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至此，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解析阿龙的故事。与阿龙构成强关系的太太为他提供了资本以购买机器，同样与之构成强关系的兄弟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这是一个在华人社会中再普通不过的创业故事。他们不断地扩大工厂，对外投资，家族资本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应得的那一份到底有多大。社会学家将这种状态称为“过度嵌入性交易”，因为他们的经济行为(包括过程和结果)都深深嵌入于他们的强关系中纠缠不清。家族成员们能做的只是心照不宣地尽量避免触及这个敏感的区域以保持家族企业宝贵的宁静和谐。
起先的股权划分方案中只涉及兄弟3人，但这种市场的、工具性的手段完全不能为两个兄弟所接受，他们不约而同地沉默无疑表明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强关系）和产权划分（市场化行为）水火不相容。后来阿龙抛出的方案既避免了兄弟反目的悲剧，又避免了各自沉默的尴尬。阿龙提出，如果没有龙太太的初始资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因此龙太太应该进入股权划分方案，而且应该占大股。这一方案最后得以顺利地通过，一方面是因为初始资本的确是企业最终的基石，尽管兄弟3人在随后的经营中不断投入更为重要的要素“企业家才能”；另一方面，由于龙太太和阿龙的两兄弟的关系远较阿龙兄弟间的强关系为弱（很难界定其为次强关系还是次弱关系），因此他们之间也就较易接受或者说很难拒绝市场性、工具性的产权划分行为。
三、结束语
诚如本文所现，企业的许多现象恐怕已不能仅仅用经济学就可以全部解释，因为经济学眼中的人是理性而且自私的，以满足个人最大效用为行为动机。有批评家称这种个人行为研究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称这类的研究为低度社会化观点，因为它只考虑了个人动机而忽略了社会情境。现有的企业理论也许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性的尝试：（1）考虑企业合约的参与者作出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有其外在的社会结构存在，其决定也深深地受到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影响，受到整个社会价值的制约，而不光是经济利益的驱动。（2）考虑各参与者做决定前必须度衡当时各种形势，考虑自己的需要，以所拥有的信息作出果断的决定。他往往会不断地与别人互动，不断地修正自己对形势的观察，也不断地因为别人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效用函数，更不断地搜集各种情报，所以任何决定都是在一个动态的、与人互动的过程中作出的。考虑上述两点之后，我们在构建企业合约各参与者的博弈模型时才会更接近我们这个真实的社会，才不会被人指责“低度社会化”。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参考文献：
1．张维迎．所有权、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9）．
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家：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殊合约．经济研究，1996，（6）．
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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