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郭钧:进退之间(2)
2017-08-23 03:15
导读:从社会的角度对它的反映我觉得很简单,我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看一个人位置的变化,大家都非常看重具体的权利。如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你过于维
从社会的角度对它的反映我觉得很简单,我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看一个人位置的变化,大家都非常看重具体的权利。如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你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你一定不会长久。反过来说,如果用新的理念,更新锐的观念来看,思考这个问题,捅破这张纸,这个权利给你带来什么?可能有的人觉得是带给你待遇,带给你很多荣誉,很多人簇拥着你?还是给你带来很多私利?这个权利对我来说,代表更多的是责任,并没有太多利益。
在公司内部也有这个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们会考虑到过去的公司,过去的华远怎么样,今天的华润怎么样,明天的华润置地怎么样,也会从两个方面来看。我到今天并不能够清晰地把这件事跟各位说清楚,不是因为我不想说,而是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这是今天我们整个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市场经济、企业制度、职业经理、公司治理等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相当低的。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对整个华润,对我个人,对这个公司,对社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们的思想,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可能加深了很多。
关于王石和任志强
主采访人:请用一句话评价一下王石和任志强先生。
郭钧:很难,真的很难。王石和任志强是房地产界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我有幸在中国同时最了解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本质上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可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背景在深圳学了很多香港模式,一个在北京学了更多宏观管理的东西,这是两人最大的不同。
主采访人:您觉得谁是朱、谁是墨?
郭钧:北京是红色。他们背景差不多,本身青少年在文革时代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然后去当兵,然后再去读书,再下海。下海并不是自己做生意,都是为国家做生意。在一个小公司为国家做生意,他们两个人选择的道路完全一样。他们对
政治对社会抱了很多的期望在里面,他们希望回报社会。只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里面没有给他们当官的机会,所以他们去做生意了,而且做的是国家的生意。最后他们选择不是自己做老板,虽然他们能够控制这个公司,但是他们也只是这个公司的领袖而已,而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我觉得在这点上相同,但是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方面,可能王石的选择就是把员工都送到香港。在北京可能离中关村近,任志强就把员工都送到中关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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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的买卖
主采访人:我今天下午跟我的客户也是地产界的客户,就快要入住的项目谈判了一个下午。您在华清家园也是跟业主的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我想知道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郭钧:处理客户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是抱着真诚的态度跟客户沟通。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本人并不是说不愿意说赔钱给你,但是我请你给我一个依据。我在这个公司做职业经理人,不是说你告诉我,我就可以赔你钱,最好找一个律师。
主采访人:我当时的感觉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事已至此我只能尽量说服客户。但是我同时在想,这个也许是我们地产界的机会。购房者,尤其是买期房的客户很可怜,购房的环境很惨。买个电视一千多块钱,送货上门,保修三个月。买房的客户大部分是不舒心的,他们是义愤填膺。
郭钧: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说可怜,是因为许多业主受了这样那样的煽动和诱惑。好像把自己非要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如果没有找到受害的地方就是问题。这个对房地产业、发展商求全责备的思潮使问题很泛滥。我坦率说,房地产业真正市场化发展不到10年,这个行业的现状就是这样。大多数发展商可以做到依法依合同,但保证不了完全避免产品瑕疵和服务缺陷,而且房地产业的政府管理、政策法规、行业配套的不完善也是事实。你是花了一百万,那么他更多的成本是在土地上,你可能花了四十万,更多的成本是在土地上,不是在建安费上。今天为什么北京房价这么贵?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它是非常合理的,不是因为房价收入比合适,而是北京房价贵之后它其实是对财富的一种再分配。这样的话,那些被拆迁的人就可以拿钱更多,主要原因是这样。其实这个房值一百万吗?不值。你想住得那么舒服从建造上完全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但是这个体制,这个土地的政策使得有钱人付出了更多的钱。我们的土地来源于拆迁的地方,或者来源于工厂,或者来源于农民,我们买地的时候可以付钱多一点儿,被拆迁的居民可以多拿钱,农民可以多拿钱。其实如果讲公平,对有钱人是不公平的。我们整个业主,加上市场气氛,加上恶意的煽动,要么就是对这个行业的抱怨,这个气氛最后造成中了某些人的奸计:业主对发展商有意见。其实,业主和发展商是天生一对的利益共同体,可能有矛盾,但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