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健康保障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2)
2017-08-18 03:46
导读：（四）健康保障制度有利于农村卫生服务效益的提高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众所周知，在我国80%的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同时，城市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健康保障制度有利于农村卫生服务效益的提高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众所周知，在我国80%的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同时，城市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低，闲置浪费严重。同时，我国农村卫生资源缺乏，且不足以应对公共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使农村卫生服务效益的提高受到严重制约。因此，在卫生筹资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建立健全农村健康保障制度，不仅能使整个社会卫生资源配置获得最大收益，而且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卫生服务水平、农村居民的健康指数及其公平性，是推进卫生改革、统筹城乡卫生发展以及促进农村卫生服务效益提高的有效途径。
二、农村健康保障的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健康投入大大落后于实际需要，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存在严重的制度“缺位”与“缺陷”，降低了农村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使农村尤其西部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缓慢甚至下降，健康公平问题突出。
（一）农村医疗保障领域存在制度空白。目前，农村卫生制度以健康保障制度为核心，而农村健康保障制度以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 改革以来，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纷纷解体。目前，西部农村除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地区外，农民几乎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障。2003年，甘肃的山丹等５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基线调查显示，93.52%的农民成了自费医疗群体，农民的健康特别是贫困农民的健康保障处于“断层带”。其中 “一人得病，全家致贫”，“无钱看病，小病熬大”，“因病返贫”等现象非常突出。同时，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构建于城乡社会分割的基础之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及其在城市从业的乡村迁移人口被排除在外。即便是目前试点的新型合作医疗，由于服从属地原则，因而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促进和保护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健康保障需求；同时，公共支持的不足与制度设计“缺陷”使其难以根本解决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问题。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缺失，实际上等于提高了农民的疾病负担和风险，降低了卫生服务福利，形成反贫困或扶贫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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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保障城乡差距过大。就卫生经费的利用看，从1998-2002年，农村人均卫生总费用仅为全国的60%，不到城市人均水平的30% ，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1998-2003年，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而同期全国和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分别为农村的2倍和5倍 [4]。1991～2000年，随着政府投入比重下降，农村卫生费用中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5] 显然在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且收入增幅低缓的前提下，农民个人疾病经济负担的比重明显高于城市人口。相应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在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等方面均呈较大差距，仅2001年间，农村地区上述4个指标分别是城市地区的2.3倍以上；[6] 而西部省份的差距更为明显。
（三）健康保障地区差距日益扩大。，我国还没有形成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健康保障体系。由于地区之间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相应地农村健康保障形式、范围、层次、水平差异很大。由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相应地，西部农村基本医疗保健的可及性、安全卫生饮用水以及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公共卫生指标明显低或高于中东部地区。如2004年甘肃省孕产妇死亡率为79.47/10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10万。[7]
（四）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得性下降。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增长了2.2倍，而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和住院费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8]1998年，因为经济原因没有就诊的患者在农村高达65%以上，而且越是贫困地区比例越高；因病住院而病未痊愈提前出院的患者在贫困农村达80%以上。[9]近年来，农村两周患病因经济困难未者的比例接近四成。[10] 甘肃武山县调查，全县60%的农民病人举债医疗，18%的农民病人变卖家产医疗。于是，有病不治—“小病抗，大病拖”成了农民的理性选择；“不怕穷，就怕病”成了部分农民的典型写照；农村地区疾病损伤已成“因病返贫”或“致贫”的第二主因。而“贫”与“病”的“硬性”联系，不仅使部分农民失去了维持生活和再生产的基础，而且也正在顽强地抵消着政府扶贫减贫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