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gmatics is 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 and evolution, the(4)

对是否存在语用模块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比如，Sinclair（1995）曾指出，语用知识不可能是纯语言知识，也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化知识。不过，Sperber（1996）却认为，中枢思维过程一般具有一定的模块性，因为众多的概念模块可以对它进行解释。比如人们大脑中有关“cat”的概念模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语言等模块，接收和处理有关“cat”的信息，当中枢思维系统获取了有关 “cat”的新信息的同时，它可能会把它们传递给更具概括性的“ANIMAL”这一概念模块。当某一概念模块仅仅根据其中的概念实施推理时，概念中的结构信息就会被从一个模块传递到另一个模块，直到所有的模块都得到处理，这样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将所有的相关模块综合起来。不过，至今Sperber的这一思想是否等同于Fodor的模块论还不是很清楚，有待继续探讨（Carston，1997）。
可见，模块语用观与非模块语用观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对交际的认识是不相同的。非模块论认为，交际中话语的理解有可能失败，因为理解需要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测，其中需要形成假设，然而所形成的假设也可能是错的，也即不是说话人所期待的，这正好体现了语用学的非模块特征。但模块式的解码则不同，可以获取与语言结构直接联系的信息。虽然每一种语用现象，比如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而且受制于一定的理论原则，但它们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模块，有的语用现象涉及心理处理，而心理处理也不是孤立的，需要联系其他信息。
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话语是一种明示刺激，它为理解提供显性表征或依据。首先话语是明示或显现的，说话人将它们说出来就是公开要求听话人加以注意，并利用各种信息加以处理，同时话语还会产生一种最佳关联期待。因此，话语理解结果是一种认知效果，并为之付出了努力。根据关联理论的交际原则，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包括话语等言语交际）都应该设想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在人们付出认知努力之后会产生一定的认知效果。这适宜于包括话语等在内的所有明示刺激。其次，话语的确离不开代码这一语言系统，它的作用就是对听话人的推理与加工进行引导和制约，代码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显性信息，但是仅仅依靠解码往往不能获取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意义。比如，“今天不想看书”，在不同的条件下它隐含不同的交际信息，可以表示“我累了”、“我想去广州逛一逛商店”或“我想玩电脑游戏”等等。听话人往往要通过消除歧义、确定指称关系、推导含意等语用认知加工，才能对它进行正确理解。这样，话语理解涉及的语用认知处理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过程。语用处理的非模块化特征是关联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Wilson和Sperber（1991）指出，不存在为了某一特定目的的语用原则、准则、策略或规则，语用涉及语法、逻辑和记忆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将某一系统称为模块，就等于说存在一种代码，如果语用是一个模块的话，也就承认语用代码的存在。此外，模块和代码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Carston，1997）。所以，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

3．语用理解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讨论语用理解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关注以下问题：认知语用学关注的是语言知识系统还是行为系统？如果关注的是能力的话，语用能力是否属于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如果关注的是行为能力系统的话，那么它是一种语言行为？在Chomsky（1980）看来，语用能力是人们大脑中有关语言的一种心智状态，也即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他进一步区分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指有关形式和意义的语言知识，后者则表示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知识以及如何使用语法和概念结构去实现一定的目的，这样似乎存在一种实施语用知识的语用行为机制，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根据乔氏的观点，语言能力是一种自动的、内在模块系统。在人们的大脑中，除了感觉系统和语法原则以外，还有诸如算术、音乐、道德、假设构想等能力系统，其中还包括语用能力。应该说，Chomsky和Fodor对模块能力系统的看法是不同的（此处恕不论及Chomsky的模块论），Fodor更强调大脑中知识系统的实际运用或处理系统。
Gazdar（1979）认为，语用能力是语法能力的延伸。那么，语用理解是否必须依赖语法分析呢？显然不能进行类推。此外，Kasher（1991a，1991b）等也认为，语用能力是有关语言的知识体系，即属于语言能力系统，“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而存在”（Kasher 1991a: 135）。那么，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关联理论有关明示-推理交际的基本主张，Carston（1999）等学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离开交际，语用能力变成了无本之源。相反，Sperber和Wilson等认为，语用能力不是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语言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刺激本身，还涉及实现意向交际的各种明示刺激，信息处理一般需要进行非展示性推理，所以语用是一种行为，但它又不等于语言行为或语言能力。当然，不管是Chomsky的观点，还是Sperber和Wilson的认识，都不是我们判断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语言行为和语用行为的唯一标准。

在Chomsky看来，语用能力是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一种语言知识，“它对语言使用产生制约，也即制约语句和使用语句的语境条件的恰当关系 ”（Kasher，1991b：385）。Kasher继承了Fodor的模块论思想，认为某些语用知识具有模块性，也即是语言模块中的次模块，而另外一些语用知识属于非模块化的中枢系统，并受认知行为的一般原则的制约。他进一步将语用知识具体分为以下五种：（1）核心语用知识（core pragmatics）：有关断言、提问、命令、请求等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即语言模块中的一个次模块。（2）扩展核心语用知识（amplified core pragmatics）：有关推卸、祝贺、允诺等非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3）互动言谈语用知识（talk-in- interaction pragmatics）：有关话轮、语列、修正等会话行为知识，这是一个独立的模块。（4）中枢语用知识（central pragmatics）：有关一般认知原则和一般知识运用方面的知识，比如会话含意的产生、间接性、语体风格和礼貌等，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5）接口语用知识（interface pragmatics）：将来自语言模块和来自感知等其他系统的信息综合起来的知识，比如确定指称结构的所指对象。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不过，Kasher本人并未对以上语用知识之间的联系加以说明，也即没有对模块与非模块之间的链结与协调加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