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gmatics is 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 and evolution, the(6)
2013-08-03 01:18
导读：语境信息的认知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推理就是从一系列用作前提的命题内容获取逻辑结论。到目前为止，指示现象、
语境信息的认知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推理就是从一系列用作前提的命题内容获取逻辑结论。到目前为止，指示现象、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都离不开推理，它们的交际意义都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比如，指示现象与语境信息密切联系，不能根据真值条件去分析它们的指示信息，有必要进行认知处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Rubba（1996）和Ariel（1998）认为，指示结构不可能总是用来直接表示话语环境中的某一指称对象，它们存在认知可及性（cognitive accessibility）；Marmaridou（2000）也提出，除社交意义以外，我们还应该从认知意义方面去解释指示结构。又如，前提是与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一种推理关系，Fillmore（1985），Lakoff（1987）等从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框架对前提进行过研究，Marmaridou也对前提的认知结构及其在理解和使用某一语言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辨析，并认为从认知的角度更能够说明前提在交际中的特征与作用。再如，也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对言语行为这一常见语用现象进行分析，根据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识别说话人话语的言语行为种类并不是理解话语的先决条件，话语的言语行为‘语力’（speech act force）不是表面上传递的信息，而是特定语境条件下人们理解的结果，例如，“It’ll rain tomorrow”，在一定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一种预测，然而Sperber和Wilson则认为，该话语传递的是一种说话人无法控制的有关未来事件的假设；此外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所起的作用是一种认知向导或制约，例如，“I predict that it’ll rain tomorrow”中的“I predict that …”能够准确引导听话人将传递的内容理解为一种预测，也就是说施为动词制约了听话人对嵌入内容的正确推理，因为说话人的任务就是引导听话人识别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听话人会利用说话人的话语作为一种向导，去推导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根据这样的思想，语言编码意义仅仅是该向导的一个方面。此外，会话含意更是一种语用推理的结果，涉及心理努力和认知加工，因为交际本身需要付出认知努力和社交努力，才可能实现多重的互动目标。因此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又是一种认知理论。
4．认知与社交因素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就宏观而言，从社交和认知两方面出发是长期以来人们探索人类交际的主要视角。将交际视为一种社交现象，主要关注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各种社会、文化等社交制约因素。在Saussure看来，语言（langue）是一种潜在的社交事实，而言语（parole）则是一种实际产生的社交事实，可见他主要是从社交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交际的。很早以前，Chomsky就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前者是人们大脑中存在的一种有关语言的知识，属于认知范畴；而语言行为是语言知识的具体运用，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是一种社交现象。可见，Saussure只注意到了语言的社交属性，而Chomsky同时还强调了语言的认知属性。我们知道，语用现象很容易让人们将它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联系起来，而忽略该现象的认知基础或认知理据。那么，就语言交际来说，如何将社交与认知二者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在对语言交际的研究中，除了形式与功能之分以外，社交和认知是比较明显的两大主流。比如，根据Grice（1975）的思想，交际是一种社交契约（social contract），存在人们必须遵守的一定规则，如合作原则中的各条准则。然而，Sperber和 Wilson（1986/1995），Blakemore（1992）等则从认知的角度出发，主要参照关联理论，探讨人们如何对某一行为进行推理，大脑中发生了什么；Verschueren（1999）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可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语用现象和语用理解，才出现了诸如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等。
在Fodor（1983）看来，人类发展过程中大脑中出现的知识不是认知问题，而是模块问题，这是一种心智论（mentalism）。他认为，认知过程是在思维中枢中出现的，所以他对语用理论一直坚持一种悲观的看法，因为语用处理是一种很难理解的中枢思维活动。因此，根据Fodor的观点，认知语用理论是不可能的。然而，以 Sperber，Wilson，Blakemore为代表的学者则成功地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语用问题（Morales 2001），他们坚持认为，交际中的理解过程必须受到一定的认知制约，所以他们的观点不同于Grice和Levinson等的社交语用观。其实 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并没有忽略影响交际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相反他们一直强调将这些因素和认知结合起来。在这些学者看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既包括传统的语境内容，还增加了信息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假设，说话人通过显现的明示刺激（即话语）去引导听话人激活话语理解所需要的社交文化等百科信息，形成各种语境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将认知和社交因素分离开来。不过，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和认知的界面在哪儿？它们是在何处实现交叉的，或者说实现二者兼容的基础是什么？类似问题至今仍不明朗。此外，社交文化信息是否构成人类思维机制（mental mechanism）的一部分？话语是否是引导该信息进入理解过程的唯一明示刺激？我们认为，要弄清楚语用理解的本质就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Leech & Thomas（1988）认为，是发展交际的认知理论还是交际的社交理论，是语用学面临选择的一个交叉路口。Sarangi和 Slembrouck（1992）也指出，认知理论应该与交际的社交观结合起来，否则不可能提出交际的认知理论，因为语言运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进行的，该语境就是社交语境。因此，离开社交语境就不可能构建有关交际的认知理论，也就是说社交语境因素应该同认知结合起来才能对交际进行合理的解释。人们是如何获取意义的，以及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是什么，它们是语用学应该回答的首要问题。以上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将宏观社交语境和话语或语篇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
从认知还是从社交语用的角度对意义的研究是不同的，它们关注语用意义的不同方面。认知语用研究关注信息的心理处理过程，即以演绎为基础的推理，这对语用意义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在对有关意义问题的研究中，人们普遍使用了意义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包括心理表征论（比如Johnson-Laird 1983）、心理模块论（比如Fodor 1983）等。这些理论关心的都是人们大脑中影响语言理解的认知机制及其推导特征。然而，它们却忽略了影响语言理解的社交或社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没有对话语中社交意义的认知基础作出解释，只认为社会文化知识是一种需要通过心理表征的信息，以便大脑对它进行处理。这显然把社交意义视为一种语言以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