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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翻译学科面临阵痛与转折(1)

2015-01-01 01:39 摘 要：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建设难有作为。这种状况有几个因素影响：(1)翻译学构架厘定不清；(2)理论研究失衡；(3)学者译家声名难以认同；(4)人才培养难以适应形势。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较好对待，翻译学科建设便很难有所突破。
关键词：翻译学 学科建设 问题

今日之中国，译事可谓空前繁荣，几近“泛滥”之势，毁誉褒贬，莫衷一是。而关乎翻译学科存在与否的辩论，也是不绝于耳。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就翻译学的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激烈交锋，各执一词，其撞击的思想发人深省。经过数次探讨，译界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数同意呼吁当局承认翻译学科的学术地位。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语言学、心理学、文体学、修辞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自 1988 年黄龙的《翻译学》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 40 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以及更多冠之以翻译教程的书籍（杨自俭，2002：6）。尽管如此，翻译学科至今仍未获得适当的学术地位，社会对翻译专业及从业人员不够重视。面对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境遇窘迫、面临阵痛的现状，大凡关心翻译学科建设的人无不为之担忧。本文拟从翻译学的厘定、翻译理论的研究、译者的水准与声名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几个问题来探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概括而言，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存在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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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学科厘定不清
每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厘定自身的目标与范围。总的说来，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杨自俭，2002：11）。就学科体系而论，存在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和建立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翻译学科两种争论。对于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只是作为普遍性学科而言，无须贴上中国还是西方的标签。诚然，翻译学既不是理论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方面的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Wolfram Wilss，2001：13）。在翻译学的学科架构中，我国学者谭载喜、隄金 、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人各自提出了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参照西方学者如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这些学者的构架缺少“描写翻译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翻译研究视野狭窄，表现在“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目的、用途以及译语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其它社会因素”，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焦点一直放在制订单一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张南峰，1998）。描写翻译研究的缺失以及其它方面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翻译研究难以推进，学科建设自然停滞不前。
翻译学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凡是翻译中出现的问题都可纳入研究。建立翻译学必须做些“扎实的工作”，包括“编写全面、系统阐述翻译学的纲领性著作”，“鼓励产生并完善各种翻译理论，如翻译的??理论等等”（谭载喜，1988）。然而，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尽管会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翻译学能把众多学科囊括在内。从世界范围的研究趋势来看，翻译研究受制于人文思潮的传播与嫁接。国内的一些学者以跨学科建构译学框架为目的，把其它学科装入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多元的表现，然而未免牵强。这些理论分支缺少联系，难以沟通，给人“其它学科从属于翻译学”之嫌。
（二）纯理论崇拜过热
目前的翻译界，纯理论的研究似乎已成气候。陆谷孙教授曾就此现象撰文称：在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之间，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而毛荣贵教授也就这种现象说出自 鑞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纯理论是一支‘好箭’，可惜是银样枪头！”（毛荣贵，2002：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拔高纯理论研究的现象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翻译界有种倾向认为：国内翻译学科地位低下是因为翻译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加强了纯理论（所谓基础理论）的研究，便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摆脱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阴影。这种“指引式的言论经常出现于各种翻译学报，但实际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真正接触原始史料并进行理性分析的更是罕见”（孔慧怡，2000：8）。翻译研究当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任意拔高纯理论研究的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翻译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要扎根于本土的实践。正是缺乏对国内带有根本性的本土研究，使得翻译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再者，翻译研究并不只是纯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