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见之明研究综述论文
2014-09-11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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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后见之明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
【内容提要】后见之明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其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假定型设计和记忆型设计。后见效应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文章对后见效应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及其有关理论进行了简要综述,并对其应用价值加以评述。
【摘要题】学术述评
人们这样调侃
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岂但历史学者,每个人(或许可称作朴素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心理偏向。人们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赛、婚姻、选举等)会出现何种结果。但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早知如此”时,别人往往会对其言谈打个折扣,认为他不过是个“事后诸葛”。
Fischhoff最早对后见之明(hindsightbias)做了实验研究[1],在实验中,他向被试呈现历史画片,比如,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哥尔喀人(Gurkhas)战争的画片。在先见(foresight)条件下,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要求被试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最终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而在后见条件下,告诉被试战争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实际结果,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研究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较之先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将后见之明定义为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
1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结果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定型设计(hypothetical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为比较两组被试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一组被试不知道事件结果,另一组被试知道事件结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类是记忆型设计(memorydesign),其方法是比较一组被试的初始反应和回忆反应,首先要求被试对事件某些可能结果作出一系列判断,然后,让被试知道事件的真实结果,再要求他们回忆原来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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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假定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很类似于历史学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评论(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记忆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些事件作出预测,事件发生之后,又对自己先前的预测进行回忆评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认为,上述两种范式所研究的效应是有本质不同的。他们提议,将记忆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后见之明”,而将假定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早知如此”(know-it-allalongeffect)。但多数有关研究并未作此区分。
后见之明在多项不同任务类型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结果的确信程度判断、二择一判断和数量估计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政界选举[3]、医疗诊断[4]、科学实验结果[5]、经济决策[6]、自传记忆[7]和一般知识[8]等。从总体上看,后见效应的幅度很小(根据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Willham[9]的元分析结果r=0.17,信度矫正后r=0.25),但此效应极为强固,难以消除。
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们对当前新闻事件的先见和后见判断。他们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诸多结局作判断;在尼克松出访后,再要求这些被试回忆其先前对每一结局的可能性判断,看自己是否预测准确。研究发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后见效应:对于他们认为已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小。这就是说,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也同样会出现后见效应。
Fischhoff和Beyth[10]在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请再一次填写问卷。这一问卷与两周前测试所用问卷相同。写出你当时对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判断”。在这种情境下,被试不会将后见判断误认为对当前知识的评估,他们会把后见判断看作是对先前知识状态的准确回忆和重构。虽然指导语明确要求被试再现初始的可能性判断,但并没有减小后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