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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就像一艘行驶在大海的航船，有掌舵者、划桨者，掌舵者着眼全局、把握航向、谋划航线，划桨者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协力向前，掌舵者需要掌握航海术，才能在深思熟虑之后，审慎地统治、驾驭、支配划桨者;划桨者无法决定方向，但却可以影响航行的节奏和速度，从而有可能伺机改变航向。因此，如果掌舵者没有统领能力，不能控制、监督与协调划桨者，国家这条航船的确可能连一尾荷塘也划不出去，而腐败就是划桨者向掌舵者统领能力发起的严峻挑战。
腐败又分三种：一是人心的腐败，二是行为的腐败，三是财产的腐败。人心的腐败最先发生，行为的腐败次之，财产的腐败又次。品格下降、信念动摇，引发人心的腐败;底线模糊、举止失度，导致行为的腐败;臣服物欲、贪得无餍，触发财产的腐败。
人心的腐败常常首当其冲。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又接着说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话是说，统治者行王道，施德政，则万民归心，远人来附;而欲正人者，需先正己，己正则人正;正之要在身正，身正以垂范。孟子据此引申道："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为官之德，首在"修身"，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官不明修身正己之要，而一味讲求"权、术、势"，品格降低也就在所难免。
信念动摇是品格下降的后果。信念动摇，一则六神无主，每遇外来强敌，常存绝望、绥靖、投降、逃跑、拜服、卑己之心。信念动摇，二则作威作福，每遇百姓下级，以达官上差自居，眼光向上，吆五喝六，闲杂人等尽皆回避，民众疾苦视若罔闻。信念动摇，三则黑白颠倒，凡政务公事，不以公心处之，常怀利己私念，私利代替公益，权力臣服资本，是非曲直偏离常轨。
人心失范之后，行为的腐败也就顺理成章。底线模糊，则举止失度。底线就是边界，边界划定的是公与私、官与民、政府与市场、政治支配力与经济购买力各自的领地。两千多年以来，"公天下"还是"私天下"一向左右着中国最高的政治准则，天下为公、以天下苍生为念一直是最高的执政理念，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最高的官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最高的私德。天下观不仅内化为一种情怀，也型塑了民众对政府的界定：在中国人心目中，政府不是把一个个孤立原子按照"野心对抗野心"的原则撮合在一起的"必要的恶"，而自始自终都是察民疾、体民苦、解民困、定纷止争的"必要的善"。
因此，民众要求政府必须是公平的、公道的、中立的，政府要满足民众的这种政治心理欲求，就必须自主、自信、自觉。自主源于不受过去、现代与未来任何士农工商群体的单方裹挟而决策，自信源于驾驭复杂局面、回应多数民众需求的治理能力，自觉源于对国族传统与现代文明、进步的高度认同。自信、自觉作用于执政群体的内在意识层面，体现在教育、文化政策上，具体来说，就是能否坚持以本国文明、本国文化、本国语言为教材、教纲、官员考核、学术评估的主体，自主作用于执政群体的外在行动方面，体现为在全球化、国际化、私有化、市场自由放任化等各种工业资本主义因素的冲击下，能否维护经济主权，能否建构并壮大本国工业体系，能否为了保护有活力的社会和整全的个体而干预市场力量，以及政治支配力能否不被经济购买力俘获。
政治支配力与经济购买力的关系值得多说几句，最大最危险的腐败可能并非官僚的权力寻租行为，而是手握政治支配力的官员被手握经济购买力的商贾富豪收买、俘虏、捕获，权力寻租只是表象，市场的恶质力量对政府自主性的消磨、冲击和蚕食才是实质，后者更容易把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寡头的专制国，更容易堵塞原本通畅的社会向上流动管道，更容易固化富者愈富、贫者更穷的利益结构。
正如卡尔·波兰尼的深刻警示，英国圈地运动的历史教训表明，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必然导致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很多人常常觉得可以通过各种努力，摆脱底层，上升到中层，就可以置身于这场悲剧之外，但两极分化的摧毁性力量在于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层，除了最富有的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之外，其余的所有人，包括一般商人、中小企业主、零售商人、自由职业者、工人、农民、普通穷人、赤贫者，所有人都是"穷人"。"新穷人"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的贫困，也是政治的贫困，除了几年一次的选举供其享受当家作主的短暂主人时刻之外，他享受的更多只是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失去的是保障自身真正享有这种平等与自由的机会均等与结果公平的经济资源、经济权力与经济民主。
第三种腐败，财产的腐败，源于对物欲的臣服，物质的满足以必需品、消费品为宜，对奢侈品的贪欲永无止境。之所以臣服物欲，有担心在两极分化过程中沦为失败者和牺牲品的因素，但沉浸于声色犬马的物欲享乐而不能自拔，常常是人心败坏与行为失范的双重结果。古今中外，财产腐败的对象通常体现为土地、房子和货币。
过去中国对于腐败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三种办法：一是整顿官德官风;二是绩效评估量化考核;三是查办大案要案。整顿官德官风，看似针对官员内心的腐败，但如无具备高度整合力的意识形态规训，又没有人民大众的制度化参与，效果常不明显，更不持久。针对官员公务行为的量化考核、绩效评估，重在缩小官员行为腐败的可能性，提升官僚机构效率，现已全面铺开，但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指标评估如果以办大事为唯一导向，则会导致街道办乃至居委会也变成无法办小事的官僚主义机构。而查办大案要案，重在杀鸡儆猴，尽管也可彰显反腐意志，但效在一时，不见于长远，无预防之用，实为治标之策。
腐败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解决腐败问题的办法大致也有三种：一是塑造对腐败零容忍的法律环境机制;二是强化官僚制内部的权力集中、上行下效、分工合作和回应民众诉求的及时高效，如让官员写公务日记等，并确保政府公共权威不受质疑和挑战等;三是建构财产监控的基本制度，立足长远，重在预防以及发现后及时处理。
我们可以结合这些世界经验，针对三种腐败，确定自己的三个路径。第一条路针对人心的腐败。首先，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政党纪律上升为国家法律，并鼓励人民大众举报各种形式的腐败，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官场风气和政治规范。对腐败的零容忍，当然不是说在现实中能够完全消除腐败，而是形成强大的政治氛围，将腐败控制到少部分或个别官员的违法犯罪程度。其次，融合儒家的"为政以德"、"正人正己、身正垂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格局，以及共产党的"权为民所赋"、密切联系群众，形成新的政治伦理和政治标准。再次，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出发点，形成对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有说服力的清晰论述，在执政群体内部打造具备高度整合力的政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