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和救济制度的完善(2)

　　(三)日本

　　日本对被害人的支援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立法运动。 虽然之前由犯罪被害人的亲属构成的消灭杀人犯罪亲属会和被害人补偿制度促进会等组织也曾就刑事赔偿制度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进行过提案，但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时人们对被害人的关注较少，学界也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在强化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上。 直到 1974 年“三菱重工大厦爆破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才开始关注对被害人的救济制度。[4]1980 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对犯罪被害人等的给付金支付法 》;[5]日本警察厅于1997 年建立了被害人联络制度;检察厅于 1999 年建立被害人通知制度。 在立法层面上，2000 年 5 月制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规定了被害人的意见陈述权和取消性犯罪追诉期间等。 同时，民间支援团体在 2000年 4 月成立了犯罪被害人咨询室和社团法人被害人支援都民中心等，为被害人提供精神援助等直接性的支援活动。2000 年修订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犯罪被害人的诉讼参加制度，犯罪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不再仅仅以证人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当事人享有意见陈述权和通过录像连接等途径进行陈述的权利。 2004 年颁布的 《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和2005 年发布的《犯罪被害人等基本计划》中，对犯罪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命令制度和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作了基础性规定。2007 年，日本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被害人参加制度，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开始以准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6]

　　从上述各国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制度贯穿整个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涉及侦查、起诉、庭审、判决等各个阶段。 在侦查阶段，被害人享有不受侦查人员二次伤害权;庭审阶段享有出庭权、陈述权、询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判决阶段享有求刑权等。此外，对于任何涉及加害人的刑罚处分结果，如减刑、假释、释放等都享有知情权。 在民间层面，通过各类被害人支援团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疏导、经济帮助和诉讼支援等。 因此，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权利的保障，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司法机关，而是延伸到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三、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可能存在的问题

　　虽然各国掀起了赋予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的热潮，但仍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不仅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和理念相矛盾，而且会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受侵的危险。 因为，如果让被害人直接参与庭审，有可能会出现下列问题：(1)易导致私人复仇观念的复活，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及现代刑事司法的目的和理念相冲突。(2)如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在法庭中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将可能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因为被害人通常是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罪行的情况下提出主张和意见的。(3)有可能侵害被告人的防御权及导致量刑偏重、拖延诉讼周期等危险。 (4)在目前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权利本来就十分脆弱、 不充分的情况下，如果将其置于与被害人同等的地位，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受损。[7]

　　诚然，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不过，这些问题毕竟仅仅是人们对强化被害人诉讼权利后果的设想，而非现实。 迄今为止，虽然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但并未出现当初人们预想的被害人参与案件审理会使刑事司法崩溃的后果。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 nebenklage 程序就允许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可与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参与法庭审理。在应用 nebenklage 程序的过程中，很少有被害人有机会作为“第二公诉人”参加诉讼程序。 尽管被害人都明白一旦他们参与到诉讼之中并提出诉讼请求的话，将会得到更多的赔偿，但多数人都认可将起诉的权利交由公共权力机构行使的做法。而且，犯罪被害人在庭审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面对面地对质和交流，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社会公众对犯罪后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英美等国的实践也证明，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被告人权利保障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不会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四、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状况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建国后的第一部刑事程序法即 1979 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和自诉并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格局，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之后，司法机关又作了一些补充性司法解释，使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情况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其表征之一就是大量被害人上访现象出现。加之在国际范围内，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因此都相应加强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种宏观背景使得 1996 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1996 年刑事诉讼法充分体现了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精神，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升到了类似诉讼当事人的高度，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重视。2012 年，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说明立法机关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在具体条文设计方面既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的需要，也特别重视如何便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参加诉讼程序并及时获得赔偿。但遗憾的是，该修正案没有赋予被害人知情权、 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 (即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决定的参与权)、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等重要诉讼权利。 这不仅不符合世界诉讼法领域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潮流，而且也不利于解决涉诉信访等诸多社会矛盾。

　　除赋予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外，被害人救助工作也开始起步。 自 2009 年中央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来，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截至目前，已有17 个省和一些地市出台了实施意见，并逐步落实。[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