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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学毕业论文

2013-10-10 02:17 一、“应受刑罚惩罚性”定位之争

　　关于立功的实质问题，从来存在剧烈的论争。我国刑法学界通说以为，立功的实质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立功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立功引致刑事义务的担负，而刑罚则是刑事义务完成的重要方式。换句话说，无论如何，立功与刑罚的关系，即罪刑机理的决议要素应当是立功而不是刑罚。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有学者提出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立功的实质特征，由于它表现了立功与其他危害行为之间的内部联络，既表现了立功是危害统治阶级社会关系的行为这一实质，同时应受刑罚惩罚性也表现了立功自身特有的内部联络——社会危害性已到达一定水平；此外，应受惩罚性能为人们知觉把握，而且也是辨别立功与其他行为的科学规范。之后冯亚东教授在《理性主义与刑罚形式》一书中，对传统的立功实质观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了反省，就立功与刑罚的关系比做鸡与鸡蛋的关系，并提出司法定罪中的逆向思想，以为应罚性不同等于法律结果，从而得出刑罚和立功的先后限制关系。尔后有关该问题的探求从未中止过。

　　二、“应受刑罚惩罚性”与目的刑论的衔接关系

　　笔者同意应受刑罚惩罚性应作为立功的实质特征。缘由在于，首先，通说以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立功的实质特征，但普通的违法行为也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固然立功在社会危害性之前加了量(严重)的限定，但是这种限定是很难有压服力的，也很难阐明细微的立功行为和严重的行政违法之间的区别何在。

　　其次，若供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立功的实质特征，但是何谓“严重”？严重与否应当是一个价值判别，取决于判别主体本身的利益及主体对事物的容忍度。严重与否曾经不能独立作为事物的实质属性，而应当求助于统治阶级对既存事物的认识与判别。作为社会对付最极端行为的最极端的手腕，任何人都不愿意成为这种极端手腕的实验品，统治者、被统治者对此都疑神疑鬼，这就是刑罚。当一种事物的存在使得统治者很不安，并且促使统治者动用这种极端手腕对付时，立功也就存在了。由此可见，立功是被“发明”着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再次，立功学和刑法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研讨对象与研讨任务明显有别，而作为研讨对象的立功和刑罚所处的位置和关系形式自是大不相同。立功学是研讨作为社会现象的立功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开展变化规律及其对策的社会科学。而刑法学是从法律的规则动身，经过对法律上规则的笼统立功行为停止法律逻辑解释和剖析的办法，研讨个体立功行为的法律构成和刑罚适用。因而，刑法学是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法学。换句话说，仅仅在与刑罚有关的这个意义上才能够说刑法是规则立功的，刑法学是研讨立功的，刑法学是为了和盘绕刑罚的适用而研讨立功，与刑罚无关的立功问题刑法学是不研讨的。刑罚是刑法学研讨的动身点和落脚点。

　　最后，从刑事司法理论来看，在立功的认定特别是在罪与非罪的辨别问题上，当某一案件处于罪与非罪的含糊线上左右摇晃时，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立功实质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即司法者从刑罚目的论角度动身，逆向考虑对某一详细案件中的立功嫌疑人能否值得动用刑罚，动用刑罚能否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动用几刑罚即可获得预期效果等角度思索定罪与量刑问题。

　　总之，在笔者看来，应受刑罚惩罚作为立功的实质特征是适宜的。退一步讲，即便将其看做立功的法律结果，但是该法律结果也并不是单向被决议的，相反它也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在立功成立问题上的反向规制造用。很明显，应受刑罚惩罚性是与不应受刑罚惩罚相对而言的，而“应”与“不应”从词义学上来讲都是表达应然状态的，是对理想事物或状态的一种追求。站在主体、工具及目的或目的的角度看，本质上就是主体经过运用某种工具或手腕料想完成的目的或目的。由此可见，应受刑罚惩罚性这一立功实质特征也表现着刑罚适用的目的，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价值追求，即从刑罚适用效果与适用目的角度来对待立功的实质及其成立问题。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目的刑论对立功成立的决议意义

　　应受刑罚惩罚性充沛表现特殊预防的颜色。正如有学者所言，所谓应受刑罚惩罚性，是指任何行为，假如应该且能够受刑罚遏制，便应作为立功，假如不应或不可受刑罚遏制，则不应该作为立功，也即刑罚能否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刑罚适用目的的角度讲，刑罚的每一次动用都必需基于其预防立功的目的；反过来说，但凡经过动用刑罚不能到达教育改造立功者悔悟自新的目的，那么刑罚的发起就是失败的。将这样的行为规则为立功，也是值得疑心的。在此根底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还包含了量的规则，即刑罚惩罚的量应当与罪行、罪恶处于平衡状态，由于过重的刑罚会使立功人心理上不服、抗拒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刑罚的量的几也必需为刑罚适用目的所拘谨。

　　应受刑罚惩罚性也具有普通预防的意蕴。对立功的认定，必需思索一个社会的理想，也要思索国民的标准认识或刑法认同感，以寻求结论的合理性。为了使法律发挥更好的作用，就必需在法律之中参加“群众原则”。在将某种危害行为确立为立功之际，立法者不得不谨慎思索社会公众的认同感，从普通的国民角度对待该类行为能否有值得动用刑罚的必要性。作为积极的普通预防的对象，广阔的社会民众依托长期积聚的生活经历与常识参与立法，而这种力气虽说是隐性的，但无疑是宏大的。让普通民众觉得到风险不安的行为，无疑值得立法者在刑罚的制定与修正中作谨慎思索，立法者将该类行为若最终以法的方式予以确认，关于鼓舞广阔民众盲目违法，积极同立功分子作斗争无疑具有无足轻重的意义。

　　对任何社会的法律来说，维护社会次序都必然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刑法自不待言。关于司法者而言，在处置某一刑事案件时，不得不从刑罚适用的效果来反观定罪与否的意义。在社会次序比拟紊乱的时分，民众对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的依赖性明显加强，急需经过刑罚的适用净化社会环境，稳定社会次序，惩罚的呼声就比拟激烈；关于被害人及其亲属来说，报仇即是惩罚，这种报仇感情必需得到宣泄，在这种状况下，刑罚的适用是急迫的，对这种处于社会边缘的危害行为作为立功处置看来就势在必行。而在立功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处置的状况下，这种经过刑罚复仇的愿望经过合理的其他途径得到了满足，惩罚的愿望极大地得到了遏制，在司法者看来，将其作为立功处置就意义甚微了。特别是在罪与非罪处于不置可否的状态时，司法者常常注重调查行为人的个人要素，诸如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行为的动机、能否有自首或犯罪状况，假如综合调查后以为，对该行为人施行关押曾经完整没有必要或者必要性很小，那么作为立功处置的可能性就较小或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