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血缘视角的比较(2)
2015-09-23 01:11
导读：2001年4月4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对蒋来方故意杀害儿子蒋继锋一案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蒋来方有期徒刑五年，以包庇罪判处蒋继锋之姐有期徒
2001年4月4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对蒋来方故意杀害儿子蒋继锋一案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蒋来方有期徒刑五年，以包庇罪判处蒋继锋之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判处蒋继锋之母俞慧丽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案情如下：受害人蒋继锋生于1975年，父母对其娇生惯养，养成了自私暴戾的性格，成了家人和邻居十分讨厌的"少年"，父亲的管教往往是一顿暴打。蒋继锋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反抗，从15岁开始用殴打父母兄姐、砸家里物品的方式逼迫家人为其提供赌博、挥霍的钱财，经常将父母打得头破血流，情节特别恶劣。2000年2月5日，大年初一下午，蒋继锋向父亲要了1000元往赌博，输光后，第二天，蒋继锋又向父亲要1000元，父亲立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蒋继锋顿时拿出铁棒，对着父亲大叫，要他出往借，少一元，打一棒，并声称要引爆液化气，父亲想跑，却被逆子遇上一顿暴打，父亲又一次头破血流。2月9日，父亲叫来朋友，协力将蒋继锋绑住，想好好教训蒋继锋，被绑后的蒋继锋冲着蒋来方扬声恶骂："有种就别放我，哪一天放掉我，我就把全家杀光。"蒋来方非常害怕，等到他人离往后，把蒋继锋勒死了。俞慧丽和蒋爱芳知道后，三人约定，对外宣称蒋继锋外出未回，并一起将尸体埋在家里。数日后三人自首。[1]（P。A4）
此案的处理，基本符合现行刑法第232条、310条，但公众对此案的法律评价分歧很大，有二大疑问，第一，父母在被蒋继锋殴打威胁的十年中，为什么法律未能对父母提供有效救济？第二，蒋继锋对父母对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和侵犯，其主观恶性很深，在国家不能有效阻止侵害、消除危险的情况下，父母作为受害人实行自救，为民为己除害，在方式失当时，老来失子，全家受刑，为什么要蒋来芳一家承担全部的苦果？能不能处罚更轻一点？甚至只作缓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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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以上题目的原因是什么？从表层考察，似乎主要是行政与司法的失职。由于，蒋继锋生前对父母施暴时，依职权或应受害人之请求，公安机关按治安治理处罚条例处罚，或者***提起公诉，或者人民法院应受理害人的自诉，按刑法第233条或第260条对加害人实施法律制裁，也许能避免酿成最后的悲剧。因此本案的发生，在于没有实施法律。但是假如深进考察法律得不到实施的原因，就会发现导致本案发生的法律原因不是行政司法的题目，而是立法的题目。立法用调整一般社会关系的规范调整血缘关系，忽视了血亲之间侵害的特殊性和层次性。在司法实践中，有这么一种普遍现象，对于血亲之间的伤害，假如没有出现死亡结果，司法机关一般不予过问。在邻人的眼里，儿子打老子，是一种不幸；在公安和司法的眼里，这是家庭纠纷，清官难理家务事，家务事不是大事，也出不了大事。司法本该干预的，以为情况特殊，而排除对血亲受害人的保护。这里司法考虑了血亲的特殊性，但是作了错误的理解，把血亲之间非死亡性暴力的危害性一笔勾销了。有人说，刑法第260条就是对家庭非死亡性暴力的制裁，刑法并没有漏洞。法律规定了***罪，但是又把此罪定为自诉罪，法律没有留意到被***的人，往往在精神上被强制，体力也很衰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自诉能力，因此该法律规范很难实现。
血亲伤害一旦出现了死亡结果，司法机关却按一般规定来裁判，本该考虑的特殊情况却被忽略了。一个人侵害自己的血亲时，养育之恩或舔犊之情，总会引起些许犹豫，血浓于水，为什么最后还是下手了呢？很可能是受害人万恶不赦，如本案；或加害人心狠手辣、恶性特深，如为了诈骗保险金而杀死自己儿子的行为。
因此在审理时，第一，要了解当事人是否有血缘关系，是什么亲等。如比较普通杀人与杀死儿子的行为，后者既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权，且侵害了血缘间的亲情权，冲破了两条防线，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要大得多。第二，要着重了解引起加害行为的背景。如为了诈骗保险金而杀死儿子的行为，与本案比较，固然都是杀死自己的儿子，但前者是杀死一个无辜者，后者是为民除害，前者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要大得多。处罚要重其从重，轻其从轻。如本案对蒋来芳的判决过重，由于引起加害行为的原因，主要是蒋继锋的长期侵害，按情理，应该处法定刑的最低刑，或缓刑，或免除处罚；但按现行法律，则是不可能的，由于232条规定，出发点刑是3年，判5 年已经是特别从轻处罚了。值得玩味的是，假如深扣刑法，本案的判决是有题目的，由于5年有期徒刑的结论是在“情节较轻”的条件下作出的，而故意杀人既遂显然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所以按刑法理论的逻辑推定，本案应在10年以上量刑。假如这样，与我们的愿看不是更显得南辕北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