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血缘视角的比较(5)
2015-09-23 01:11
导读：1、伪证犯罪 刑法规定的伪证犯罪，没有区分血缘关系在此类犯罪的特殊性。而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外孙，若孙之父，夫之兄弟
1、伪证犯罪
刑法规定的伪证犯罪，没有区分血缘关系在此类犯罪的特殊性。而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外孙，若孙之父，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判以上者，不用此律”（《唐律疏义.名例》卷六），“其于律得相包庇，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 （《唐律疏义.断狱》卷二十九），此二条之意义有二，第一，在一个家庭内生活的人及其他较近的支属，帮助犯罪支属掩蔽证据、赃物、透风报信，隐躲犯罪支属，不以为有罪，假如有罪，也要依亲等减轻处罚。第二，强迫血亲相证犯罪，是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第三，谋叛重罪，不适用上律。
唐律如此规定有其依据，从的目的看，主要是维护秩序，而血缘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矛盾的缓压阀；假如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则很可能造成该血缘组织的瓦解，造成该社会细胞的坏死，法律实施得不偿失。
有些学者以为不能由于血缘关系而破坏了刑法的同一性，拒尽血缘进法，在这里不妨鉴戒大陆法系，1810年《法国刑法典》137、284条，1871年《德国刑法典》157、257条规定，知道近支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匿隐、令他人隐匿自己支属，为支属作伪证，帮助支属脱逃都不能以为有罪。[3]（P。25、45、168、204、205）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了包庇权：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434-1条、434条-6条，1976年《德国刑法典》第139条，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第307条，取消了国事犯罪必须告发的例外。[4]（P。770、1552）
2、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犯罪
唐律关于婚姻的规定较为具体，首先规定了家长对晚辈的婚姻决定权和法律责任。子女即使在外从业，婚姻大权仍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服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至于子孙在家，其婚姻大权之回属，唐律未直接规定，可能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为习惯，或者上条已隐含此义。假如嫁娶违反法律规定，又是祖父母、父母同意的，只处罚祖父母或父母，“ 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其次，根据血缘确定了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同姓不婚，良贱不婚，守父或母或夫丧不婚，父母在押期间不婚，违者要受到刑事处罚。
再次，规定了“七出”等离婚条件。妻子无生养，是丈夫离婚的法定权力，由于血缘得不到延续，而“七出”中有六条是与血缘直接相关的。没有“七出”规定的七种情况，一般不能休妻，“诸妻无七出及义尽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唐律疏义．户婚》卷十四）。由此可见，唐律关于婚姻的刑事立法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刑法从人身自由的角度规定了婚姻自由权，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基本上否认了家长的婚姻决定权，也否定了把血缘能否得到延续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这是巨大的进步。
是的，历史是永恒的；现实是全新的，现实也是陈旧的。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有质的差异性，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血缘立法，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
法学的重大课题。[5]（P。80~85）由于血缘关系永远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人类也永远不能回避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温情的载体，也是冲突的源泉，刑事立法必须面对这一矛盾，也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1] ***根,刘建.父亲为何勒杀儿子[N].法制日报2001年7月15日第4版.
[2] 刘洋.“家族***”警示录.湖南日报[N].2001年9月14日B3.
[3] 刑法资料汇编.第七辑[Z].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25、45、168、204、205.
[4] 各国刑法汇编[Z].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5,770、1552.
[5] 汪永乐.关注刑法的人伦精神[J].政***坛，2001,(1):8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