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社 区 发 生 了 什 么——从两个现代社区个案(2)
2015-10-17 01:04
导读：三、新的社会公民组织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 随着城市社区产权关系的变化，对一部分稀缺的社会价值——资源、商品和劳务——而言，它的分配的
三、新的社会公民组织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
随着城市社区产权关系的变化，对一部分稀缺的社会价值——资源、商品和劳务——而言，它的分配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参与分配治理资源“主体”方面的变化，是一些社会治理责任的开始转移，从政府、房管部分、单位或物业开发者等组织的单方面的责任转移到居住者为主要的责任方往了，但由于本钱、时间和专业分工的原因，他们需要委托物业公司来代理这份治理责任。由居住者量多、分散且时间不一致，所以居住者需要通过一定的授权方式产生代表他们行使物业选择权、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的组织，这就在小区产生新的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他们代表居民，试图通过竞聘选择权参与对治理市场资源、劳务供给等有价商品即价值的分配。这是传统社区所没有的活动主体。
从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小区业主委会员的章程及运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兴的社区公共组织，在产生和授权方式、内部结构、权利行使依据、权利内容、经费来源及对其评价方式等方面，与政府组织或政府任命的公共组织有质的不同。业委会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于业委会行使的权利与业主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业主们对行使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的选举权都非常慎重，这与一些
政治选举明显不同。业委会委员的权利严格来自其所代表的业主们的授权，其工作成效（权利行使确当与不当、职责履行的到位与不到位）的唯一评价主体也是其代表的业主们，业主们对不称职的委员只要履行规定程序即可撤换，这与行政组织自上而下的权力产生和评价方式正好相反。业委会的内部结构是真正的委员会制，严格实行一人一票，业委会主任并没有多于其它成员的权力，他的个人意见也不能影响其它成员的投票，主任的角色是召集人，这与行政组织的首长负责制差异巨大。 业委会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变化：由居民组织处理居民共同的事物，显示了组织化的社会联合由私域向公域的变动。它要求分享某种社会权利，但这种社会权利的目标在社会财产的治理方面，它要做的是通过聚合并代表产权人（居民）的利益，达到维护其产权利益的目的。与过往不同的是，这类公民组织试图进进公共治理领域，承担公民财产治理的责任，从而来替换一直以来由指定的组织如房管所转制物业公司、街道、居委会等组织的社区公共利益的治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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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义的是，业委会这类社区公共组织的出现，除了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减轻政府的社区治理责任压力，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产生新的公共利益。在传统观念里，私人利益与公有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相对立的，而在新式社区我们发现存在一种既不是私人利益，也不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新型社会空间，即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可以公共分享的“私利”的整合，它具有非个人性、非国家性、非政府性。举个达安城小区治理的案例来说明：有的居民要求禁止养狗，这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由于它无法和同意养狗的居民共享这种利益。但是居民要求“保护绿化”或“防止污染”就不同了，它们同样是“私利”，但有了居民公共利益的性质，由于这种利益可以与任何其他居民分享。从表面上看，这些主张与增进自己的私利有关，但它还符合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其它原则；假如个人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包括被要求人）相一致，这种利益就具有了某种公共性质，因而受到社会制度的正当保护。
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变化——从身份到契约
新的活动主体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在传统社区，居民总隶属于一个单位，即是所谓的“单位人”，他取得住房是基于他单位的身份，他行使社区治理权也是基于身份向其单位组织提出。而在新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的完全不同了，居民取得参与资格是基于
购房合同获取产权，居民通过契约授权给业委会行使其业主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业委会通过签约来委托物业公司代理行使社区治理权。由于契约关系，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形成同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社会资源的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物业公司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这份治理资源，但竞争的标准是服务质量的高低，而不是他在政府体系中级别、地位、以及和政府关系的远近。这样，对于物业治理市场资源的分配，就由从前的政府分配转变为由产权人（居民通过竞聘物业的活动）来分配。而这一点，又成为物业公司负责（代理）对象改变的原因，过往它们仅向自己的上级负责，现在转变为向居住者负责。这意味着，他们由前者的代理转变为后者的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