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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2)

2016-05-25 01:06
综上所述，诚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所说：“自古以来，什么是正义这一题目是永远存在的。为了正义题目，不知多少杰出的思想家绞尽了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往一样题目仍未解决。”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变化的，多元的，和相对的。从根本上讲，凡是符合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的，即为这个社会“公认”的，就是正义的。因此所谓正义，就是对一定社会现有经济关系的观念的反映，是人们对某种状态的评判及一种理想追求。依据不同的标准，正义有不同分类，如：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等。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笔者仅就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作一分析。
形式正义是一种抽象正义，它不管制度是否正义，只关心制度的实现。因而是一种表面的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形式正义就是对原则的坚持，是对体系的服从，如对每个人同样的对待就是形式正义。形式正义论代表佩罗尔曼以为：“所谓形式正义就是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畴的人都应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动原则。”对每个人来说，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同等，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抽掉了正义的实质，要求不管人们出自何种目的，不管在何种场合，都要以同种方式待人。正义意味着同等，意味着同等待人，形式正义就是给予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同样待遇。实质正义是指每个人根据优点对待，根据工作对待，根据要求对待，根据身份对待，根据法律权利对待等，它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由此可以看出法的形式正义是把所有人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赋予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它在乎的是形似的同等、夸大的是普遍性，而不着眼于结果是否公平及特殊性。恰与其相反，法的实质正义兼顾了形式与结果的同等与特殊性的夸大。
二：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经济条件所追求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经济法与民法也不例外。但不同的部分法又由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中发展了形式正义。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普遍性联系的，它要求同等的人给予同等对待。形式正义导致了对普遍性法律调整的依靠，立法者孜孜以求得以体现形式正义的规则及实在施标准。民法对于任何主体参加民事法律关系，都确认其同等，平权的地位，不承认身份和权力的特权，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保证当事人在权利行使和自由活动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自愿接受约束的意思得以实现。在民法中形式正义表现在：第一，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体系形式的追求，试图构建“欧几里德”式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类”的法律制度。第二，在具体实施中夸大同等的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以契约为代表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其典型表现。从根本上说形式正义是追求理念化的概念体系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律思维中忽略了社会运动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而随着组织的深化和扩大，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国家不得不积极参与到经济生活的治理、调控和运作之中。形式正义引起社会实质不公正，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正是其中一种，它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夸大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经济法，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协调本国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社会关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同等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的私法自治性质的社会关系，又区别于公法所调整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社会关系。首先，由于经济不仅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社会关系打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别有私法和公法来调整的相对独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整联系、交织在一起。经济法与只调整产生于市民社会的或产生于政治国家领域的社会关系的公法或私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涵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整个社会。其次，国家对协调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引导性、间接性和促进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协调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有适合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和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促进。这表明，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的熟悉基础上的，有利于经济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道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整体进步。与此不同，民商法重视传统、习惯和风俗的作用；行政法虽旨在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但是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上却确定了行政优先的做法，这多少有些先进为主的意味。再次，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并不应是功利意义所倡导的社会利益总体数目的最大化，而应当是同等意义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增加。但是同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均匀主义，它不会使任何社会成员的现有处境变坏。可以说，同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要求个体利益为社会利益做出牺牲；它夸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选择。相比而言，民事关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础的同等性和互换性两个基本判定上的，构建于“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判定者”的个人本位之上的。但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个体经济理性的总和却往往不即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理性，由于个体的经济理性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增加也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存在着质的区别。因此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及其担负的使命使其从出现之处就建立在实质正义的理念基础上。经济法尤其是我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在于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公平。这种正义观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如：在经济法的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传统部分体系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夸大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职责，这是对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一个很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