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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宪政思想的演变

2017-08-05 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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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不仅是1个,也是1个实践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为这1问题所困扰。被学者尊称为“宪法之父”的张君劢坚信“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在其、鼓吹宪政的过程中,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强调个人与国家俱要并重,政府权力与国民自由求得平衡。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有屡屡迁就甚或屈从,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每每落得无奈的结局。                 关键词:自由 权力 宪政思想 演变                         张君劢从政治学到的转向,可以说是他1生思想中的重要分水岭。“去了1个政治国,又来了1个学问国”,张君劢由此开始了他的“学问国”和“政治国”的循环交替的人生。2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就其学术方面看,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先后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10讲》、《明日之中国文化》、《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等重要论著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方面看,他早年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起草过1922年《国事会议宪法草案》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前者成为曹锟“贿选宪法”的蓝本;后者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因此,张君劢也被台湾学者公认为“宪法之父”。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上1位10分复杂而又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和民国年间无论是政治界还是知识界都极负声誉。作为当代新儒家开创者之1,他始终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殚精竭虑,呕心漓血,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有1定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同时作为1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1生为宪政奔走呼号,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不仅起草和促成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而且1生信仰宪政,研究宪政,鼓吹宪政,“对我国宪政之实现有不可磨灭的功劳”,[①]是“近710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1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南辰北魁。”[②]                就出身、性格和文化背景而言,也许张君劢更适宜做1个学问家而不是政治家,他1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1心1意从事学术研究,而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是其不明智之举,也是其事业的不成功之处。作为1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由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缺少根基和生长的本土资源,张君劢在政治上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可以说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对于张君劢说来,‘学问国’的开辟也许正构成了对在‘政治国’中施展抱负所无从规避的种种权谋的牵制,而德性的陶炼对权力意识的羁勒甚至已经注定了1个书生政治家日后的败绩。”[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个不无书生意气的政治家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1名“头等战犯”,遭到通缉,成为1个“学问之独立王国”中探寻儒学复兴的海外逋客,开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              实际上综其1生,张君劢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贡献远大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他有理想,有勇气,但却不谙于权术。1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定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执著,为此奉献了整个人生。”[④]“张君劢1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记1私名利”,“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1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⑤] 遗憾的是,张氏的宪政思想无疑是失败的,这当然不是理想的过错,而是再次印证了在中国宪政的实现从来就不是朝夕之功。但是他所贡献的宪政思想和实践活动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闪耀着不朽的光辉。                1、保障人权:宪政理想的理论支点              宪政在西方以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出发点,是社会、文化演进而来的,“是1个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到的后果”,[⑥]它不是预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工具,而是由个人自由出发、衍生而来的1种价值理性。而在中国,宪政是舶来品,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的知识分子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功利性动力的促使下,在不具备发育土壤甚或排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的结果。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断裂,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改变特别是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动,引发了新与旧的冲突和无序混乱的社会动荡,使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3千年未有之巨变”。19世纪的70年代,早期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谓洋务运动的弊端甚多,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尖炮利的器物方面,其“本”“体”更在于制度或者精神层面。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器物转向了制度,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知识阶层认为是日本“立宪的结果”,于是“群信专制政体国不能自强”,“颁布宪法,召集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⑦]可以说近代中国从关注西方民主那1刻起就始终把目光首先投到了“宪政”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最深切的关怀是他们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力。[⑧]显然他们并不清楚,尽管西方宪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但是从保障人权的宪政精髓来说,宪政与国家的贫富、民族的强弱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价值上也是不能相互替换的。[⑨]他们仅仅以朴素的热情,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和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1股声势浩大的立宪思潮。作为立宪派巨子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张君劢自然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的立宪主张从他撰写第1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起就不曾发生过任何蜕变,但他的生命格范——它为立宪主张注入并非1成不变的内涵——的贞立却并不能早于1920年。”[⑩]                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宪政概念的理解,大都与民主政治的内涵相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作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1,陈启天认为民主政治‘需要1种全国共守的根本来确实保障’,这种根本法无论成文或者不成文,政府的组织与活动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要依它而定,所以‘民主政治也可称为宪政’”。[11]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也认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种说法都过于概括而没有触及到宪政的法治特征和本质内涵。当然也有人洞察到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微妙差异。张君劢认为我们要西方,而西方国家进入近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行宪政。他注意到了“欧洲民族建国运动”这1历史进程,指出“研究欧洲历史者,看见德意民族建国之完成,以为只须有民族主义,便可达到建国之目的;须知民族主义,不过建国之1方面,其余则有待于政治组织之改善”。[12]他对宪政的理解可谓深邃而独到,认为“人权为宪政基本”,[13]人权“即所以保障全国人民之权利,就是说凡称为人都应有同样的权利,不能说你参加革命,便享有人权,而不参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权。因为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              张君劢崇尚理性与和平,认为人应当有理性,政治应当是理性的产物。没有理性,就没有宽容、妥协的气度和公开批评的精神。相反,只有宽容和忍让,才能使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取得和平的渐进。他认为,民主宪政建设不是1蹴而就的朝夕之功,而是1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他反对激进主义革命,而更为醉心于渐进式的改良。张君劢不仅备考英美政治思想史,也不断和借鉴苏俄等国的现实经验,以丰富他的社会改造理论,对于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和矛盾,他也并非不知道,但是摆在张君劢面前的往往不只是个人自由的价值诉求,在这之上更有国家民族的利益目标。因此,他往往基于情势的需要,随意抽取自由主义的内容杂糅进去,致使前后矛盾之出、变更之处颇多。可以说,张君劢的宪政思想总体而言,学理性略显不足,逻辑也不够严密,以现实需要为旨趣而使之显的工具性显著。因此,他的宪政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呈现出1个似乎断裂的前后演变过程。这1过程也反映了他对自由与权力的认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2、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宪政的哲学思维              张君劢曾声称,他的哲学思想是德国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所谓政治思想是英国的,主要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他对洛克、密尔有细致的研究,尤其对210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学说10分推崇,曾翻译了拉氏名著《政治典范》1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关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权的理论,最后清除了上帝在政治领域中的堡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从而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而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到法国《人权宣言》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思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进行了公开的宣扬和表达,并与孟德斯鸠的自由与分权思想1起,把自由主义思想的光辉影射到了整个西方,成为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张君劢所发表的第1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代议政治论》(又译为《代议制研究》)1书的摘译,也是他1生中非常重要的文字。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主张维护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反对国家压迫,保证政治自由;反对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奴役,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张君劢翻译的文章试图为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然而也正是这1篇文章对张君劢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他初步确立起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价值趋向,成为他最终的理想目标。[14]                正是由于深受洛克和密尔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影响,20年代初时值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武力政治”泛滥之际,张君劢就系统阐发了其主张“理性政治”,反对“武力政治”的思想主张。他在1篇题为《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中,对数千年中国政治和近百年西方政治的异同做了比较后认为,中国专制,西方民治;中国无宪法,西方有宪法;中国无个人自由之保障,西方有个人自由之保障。并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吾以武力解决,而彼则理性解决是已”[15]。他说,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换,无1不是最后凭武力解决的。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故中国常以1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隶。理性解决则反是,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些口舌和笔墨,即通过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国民的同情和支持。要使中国不重蹈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覆辙,使民主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就必须改变“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他指出,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1国政治的运作应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1切蔑视他人之人格、剥夺他人自由之举,都应在排斥之列。[16]张君劢以人性论作为“理性政治”主张的立论基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观察现实的政治,他认为“政治与人性有不可分离的关系”,[17]人类的共同“本性”在于追求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他说:“真正之理性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为政策,为法律。”[18]他认为只有实现了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政治上人与人的分合才能以政见而非以人为主,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平等,“决无所谓操纵与网罗”,亦无“利诱威迫于其间”。他认为要以“理性政治”取代“武力政治”的条件是建立1个理想的政党,这个政党不是用来进行议会斗争的工具,也不代表某1阶级和党派团体或者某1个人的利益,而是和民国以来为国民所深恶痛绝的“营私逐利”的政党不同的而以政见主义相结合的“国民政治机关”,国民政治知识的发展是政党“惟1根本”,增长国民政治知识是理想政党的“第1要义”。张君劢所主张的“理性政治”实际上是国家民族的危亡兴衰置于第1要诣。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对个人自由的忽视和放弃,在他的思想中国家民族的富强与危亡始终是交织在1起的,并力求保持调和的状态。 张始终认为民国并未真正实行民主,而民主政治是唯1之途。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他1直没有动摇,“初未尝因苏俄共产主义获胜而稍变,更未尝因法西斯主义之成功而踌躇”,真可谓“310年如1日”。 正是在“理性政治”观念的指引下,张试图精心设计1个中国未来的国家蓝图,这个蓝图中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成为了价值追求的目标。             作为1个徘徊于政治与学问之间的人,张君劢非常希望其政治理想能够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使得其理想有时不得不迁就或者与政治现实亦步亦趋。然而,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党治”政府,张君劢没有附和对新政府的普遍的欢迎感情,反而第1个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1党专政,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为避免遭受国民党政治迫害,不得不第3次悠游德国,直到1931年才回到北平。              3、权力倾向:自由主义宪政的无奈选择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上台引发了30、40年代1系列重大事件。首先,西欧的民主政治确立以来,个人的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突飞猛涨,创造了令马克思称羡的超过几个世纪的财富。但是由于生产和流通领域所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终于爆发了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了应付这场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各国纷纷加强了政府权力,使不少人对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而出现了1股肯定新式独裁专制政治的思潮。张君劢对此不无关注与思考,他对移植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也1度充满了困惑,但是他对西方代议制的诊断是“过于自由”,“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定,如人人有结社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行使过乎其度,所以有今日法西斯主义之反动。”[19]他虽然反对独裁政治,但认为“我们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自然不能象19世纪之欧洲,专门侧重于政府权力之限制1点,须得顾到国家全体之利益。”[20]在非常时期为了集中全国人民的心力以应对危机,加强政府权力是必要的。相对与欧洲各国,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样,他断然改变了原来的初衷,认为“吾国昔日虽未尝行真正议会政治,然由其分派之多,倾轧之久言之,其不适于今后之中国。”[21]其次,这场经济危机还引发了日本为转移本国的压力所发动的侵华战争。许多知识分子如丁文江等人基于国外新式独裁政治思潮迅速作出回应,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归因于中国的不统1。他们相信如果中国统1,日本决不敢轻举妄动,而中国要统1并顺利度过民族危机,就必须立即实行新式独裁。而以胡适为代表的1些人则坚持认为,民主政治在价值上优于独裁政治,中国只能建立民主政治,尤其是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                张君劢也参加了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他提出了所谓“民主独裁之外之第3种政治”。认为要比较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价值,首先要确立1个比较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1个国家如何才能立国。在他看来,1个国家要立国必须做到以下3条:“第1,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第2,社会确立平等基础;第3,个人保持个性自由。”[22]依据这1标准,他认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各有利弊。英国的传统议会政治虽然民主,却是1种“以辩论为法门的政治”,不免流于空谈和意见的分散,影响了国家效率;德国的独裁政策1贯,国力增强,但是却牺牲了言论、结社、思想以及个性发展的自由,必然导致专制。基于对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上述比较,张君劢认为民主国家多自由,独裁国家多权力,在“自由与权力之间,应求得平衡”。由此,他提出了“民主独裁之外之第3种政治”的主张,亦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既与独裁政治不同,也与传统的民主政治有别的旨在调和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的1种方案。[23]                张君劢依据英国政治思想家拉斯基的观点,认为“1国之主要成分不外乎3,曰个人、曰社会、曰国家”。国家(政府)应握有权力,个人应享有自由,社会应维持应公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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