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党内斗争思想及其对党内和谐的贡献

摘要：周恩来对执政党内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对冒进主义、极“左”思潮等开展了严肃的斗争。但周恩来反对事事斗争，谨慎定性党内斗争性质，反对把党内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强调思想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长期任务，党内政治斗争应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在领袖的错误面前，注意处理好维护事业与维护领袖威望的关系。周恩来这种“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党内斗争思想，对增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执政党；党内斗争；党内和谐

　　和谐由对立和斗争中产生。从和谐这一本质属性出发，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是“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周恩来能够正确认识并实践党内斗争，其执政党党内斗争的思想，对增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执政党内错误开展严肃的斗争
　　周恩来对党内错误一向严肃地进行斗争。周恩来对执政党内错误的斗争，集中体现在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对冒进主义、极“左”思潮的批判上。
　　(一)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提出要划定政策界限。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指出必须严格党的纪律，制止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但在批判的同时要注意三个区分：一是把高饶与其他地方领导人加以区分，“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这些，决不会影响中央政治局过去对六个大行政区的中央局在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有很大成绩的这个估计”；二是把高饶个人主义与干部中的危险骄傲情绪加以区分，“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三是把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加以区分，“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这三个区分不仅厘清了党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也划定了避免扩大打击面的政策界限。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反对官僚主义，但提出要对症下药。建国后领导机关干部中官僚主义作风逐渐蔓延。对“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周恩来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利用各种场合严厉批判。1963年5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更是一篇反官僚主义的檄文。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批判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官僚主义现象。周恩来从工作作风、机关作风、生活作风、政治品格等方面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二是分析官僚主义产生原因。周恩来指出，“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等四方面的因素；三是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即精简机构、领导机关接触实际、上下级互相监督、加强思想教育等。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没有无限上纲，而是对症下药。
　　(三)反对冒进主义，但不参与对“大跃进”的攻击。日内瓦会议后，中央希望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毛泽东“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反对冒进，更反对“大跃进”，他说：“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在意见不被接受、受到不公正批判并失去经济工作领导权时，周恩来开展实地调研，不断提高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在规律和事实面前，从郑州会议起，毛泽东开始退却，并把经济工作指挥权重新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投入工作，使国家渡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62年1月起，党内掀起了对“大跃进”重新评价的浪潮，但周恩来没有参与对毛泽东的批评，“比起那些极力诋毁大跃进的人来，周在阻止‘大跃进’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