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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的稳定观

2015-01-20 01:44

　　 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一难题。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在纵览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形势，深刻洞察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特的社会稳定理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毛主席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1]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

1956年至1966年“文革”前，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大民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主张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斗争或闹事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这种大规模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表示不赞成这种“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应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即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二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当时做群众工作常见的方式——搞运动的方式或谓之“热闹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1]他认为当时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违反了群众路线，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经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因为许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