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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安全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2015-01-27 01:08 关于俄罗斯的战略调整
　　从2000年初普京开始执政到九一一事件发生的一年多时间里，中俄战略协作关系较之叶利钦时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元首通过两次最高级会晤签署了《北京宣言》(2000年7月)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年7月)，深化和加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反对单极世界的理论共识和外交努力。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已经开始酝酿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九一一事件为俄罗斯改善俄美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2002年5月24日两国总统签署的《俄美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反映了两国新的关系水平。《宣言》强调：两国将“忠于在友好、合作、共同价值、信任、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的原则”，“俄罗斯和美国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或者战略威胁的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和美国已经以伙伴和朋友的身份在行动”。上述辞藻当然不能掩盖俄美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的矛盾，但是两国关系自1999年3月科索沃事件以来发生了大幅度改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普京外交新政基于以下几点基本考虑：
　　其一，摆脱美国将其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和遏制对象的处境是外交新政的最核心内容。
　　其二，这种摆脱的必要性产生于俄罗斯战略分析家们的这样一种担心，即如果继续维持与西方的冷和平状态(至少在1999年已经开始)，就等于在西方的孤立中再加上自我孤立，这会使俄罗斯国力衰退更快或恢复更慢。
　　其三，俄罗斯的战略收缩开始于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半期，叶利钦首先是一厢情愿地然后是不大情愿地继承了这一政策，而普京则力图“退够”——使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更加符合其除了核武库以外基本是二流国家的实力，为外交政策制定合理的力所能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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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俄罗斯外交政策由于其核心内容(对西方政策)的重要调整而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用与美国直接缓和关系来改变希望靠中俄协作牵制美国来保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维护对中俄关系的倚重有所减弱。然而，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由于俄罗斯对美国的不信任、中俄之间漫长的共同边界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吸引力而仍将得到很好地保持。
　　其次，俄罗斯与美国的矛盾将更加集中于与本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域，而不在于争取形式上“平等的”对国际事务的决策权。如对伊拉克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不关注(既不直接接壤，又无现实经济利益)。其结果是中俄之间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协作点相对减少，两国战略协作关系的重心会更加内向化，即合作重心向双边层次转移。
　　　　　　关于俄罗斯默认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2002年5月24日俄美两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俄罗斯不再坚持原有的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建立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原则立场，而且还表示，俄美两国将在导弹防御领域内进行合作。俄罗斯的这一政策调整，显然是基于总体上改善俄美关系的战略考虑以及美国2001年12月13日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的立场已无可挽回。
　　首先，这一变化严重冲击了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领域的紧密战略协作。199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NMD法案》后，中俄两国曾经连续三次联合有关国家在联合国范围内通过决议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尽管这些举措不能阻止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俄关系的紧密化和在其他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两国在全球战略层面协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立场的变化，客观上使中国无法单独继续反对美国的政策。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此外，由于俄罗斯将在未来的10年内仍然可以保留2200枚以上的核弹头和根据新的核裁军条约不必再销毁的分导多弹头导弹，在2015年仍可保留2000枚左右的核弹头，所以，美国2015年前在阿拉斯加和北达科他州修建配备有250个发射架的弹头拦截系统，尚不足以对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形成釜底抽薪式的削弱。而对中国来说，由于战略核弹头数量极为有限，以及不具有成熟的分导多弹头技术，2005年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首批反导系统部署完毕后，从理论上说，就可以抵消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这对台海军事危机爆发时，中国的战略核武器对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在心理和客观上的牵制力，都将造成很大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