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2)
2015-01-28 01:18
导读：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或象战前那样形形色色的封闭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这些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将给战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带来巨大的实惠。
然而，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存在差异，不可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取得平衡发展和利益上的均等。经济实力是决定权力的基础，权力又表现为支配他国的能力，它代表着国家利益的极大化，国际关系的集中体现就是权力政治；权力之间的零和博弈特征表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权力上升的经济大国就会不安于现状，寻求建立有利于新兴强国的国际权力结构，而权力下降的一方出于国家理性也自然会采取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措施，包括对外国的贸易和投资加以限制，从而损害全球自由经济体制。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关系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军事力量迅速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则树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苏核均衡状态下的冷和平为西欧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有效遏制，从而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正是从战后核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西欧内部逐步开始了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 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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