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毛泽东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2015-05-28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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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外交家,领导创建了中华人
摘要: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外交家,领导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的对外关系。独立自主、坚持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循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等原则是毛泽东关于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指导着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全面展开,对今天我国处理国家关系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国家利益 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
毛泽东注重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原则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始终坚持和平
哲学,不搞对外侵略扩张,并坚决反对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主张各国的平等互利。这是他处理国家关系思想中不变的准绳。
一、国家利益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国家利益是现代民族国家对外政策永恒的主题,也是政治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毛泽东认为,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基于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是处理国际事务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历程,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是20世纪5O年代实行“一边倒”,60年代是“两个拳头”打人,7O年代是“一条线、一大片”,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部分时问都坚持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毛泽东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点。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的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三大基本方针中,“另起炉灶”方针就是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这充分表现出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家利益的严肃性和原则性。“一边倒”方针,即“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这也是当时毛泽东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英明选择。“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指的是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的方针是在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要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消除帝国主义特权本身就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而只有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在朝鲜战争时,按理说是意识形态原则占主导。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偏向于国家利益,认为中国必须出兵朝鲜,因为朝鲜是中国近邻国家,对中国东北局势影响极大,中国在东北有重大的国家利益。
中国大学排名 毛泽东坚持在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基础上,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经济落后状况,主张可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多渠道的交流合作。毛泽东在1964年1月30日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问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至于美国,虽然它带头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但毛泽东始终希望和它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关系。还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就通过一些渠道透露过愿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信息。1955年,他在接见巴基斯坦大使时说:“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向他们学习。”1956年,毛泽东在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写道:“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1970年后,毛泽东在重新分析了世界形势之后,尤其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把外交战略重点转向了对付苏联威胁上,既然中国没有能力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对抗,中国就只能在两个主要的敌人之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最主要敌人。毛泽东这时是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此时毛泽东的联美反苏的“联”与5O年代初联苏反美的“联”存在质的差别。联苏的“联”,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使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根支柱上的。联美的“联”只是一种统一战线意义的合作,不是一种结盟关系,主要是基于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利益,而在意识形态上两家还是各唱各的调。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现在我们把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但双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这一思想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外交思想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把国家利益放在比意识形态更高的地位上。尽管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但两个国家仍然可以合作的。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影响是也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