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海峡两岸媒介的现代性(2)
2015-08-15 01:23
导读：仪式化的功能和效用在于，用一种强烈的情感取代代替理性的辩证的对话，如麦金泰尔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开始相信真理、道德价值并不是经由一连串的思
仪式化的功能和效用在于，用一种强烈的情感取代代替理性的辩证的对话，如麦金泰尔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开始相信真理、道德价值并不是经由一连串的思辨而产生出来的准则，而是一组激情的机制，我们“感受”到一种什么情绪，我们就以为我们寻找到真理。然而，伟大的真理常会召唤激情，然而激情却不见得代表伟大的真理。形式化的另外一个说法则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与媒体之中呈现何种情形，人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切身体验，不必再为之详述。为了巩固某种“绝对”的超越性，神圣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意识形态”必须信仰化，才具有不可质疑、不可超越的神圣性，成为量度世界的唯一标尺，这也是全能国家主义体制下媒体所必须承担的使命。意识形态如果无法知识化的话，就无法大规模的复制。不仅如此，知识化了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信仰的方式回击质疑，还可以借用知识的名义诉诸“理性”来捍卫。总而言之，大众媒介通过上述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集体记忆的构成，而集体记忆则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的主导意识，从而全能国家实现了合意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
在海峡的另一边，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所抱持是一种“反攻”、“光复”的政治信念，这就使得国民党所要塑造的集体记忆指向中国大陆，中国意识是威权体制的国民党所极力要保持和维护的。国民党威权体制也极力动用全能主义国家所习惯动用的种种形式运作媒体，压制异议的声音，以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雷震的“自由中国”案凸显了国民党对于媒体的高压管制。但是，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不可能将它的威权推到全能主义的极致，这受到它的执政基础的限制。毕竟台湾被日本殖民者长期统治了50年，国民党需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必须对台湾地方社群在利益上有所尊重。这就为异于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留下了空间。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解严前的台湾媒体充斥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声音，就其正面意义而言，固然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但吊诡的是，国民党越是强调中国意识，却反而促使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涨，进而为台独意识提供坐大的契机。国民党的中国意识的强调，是以对台湾本土社会的利益与文化的压制为代价的，加之在国民党从光复台湾之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台湾社会受到了伤害，构造了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怨恨。国民党在台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把台湾当作反共复国的复兴基地，忽视台湾的建设，这样在台湾部分民众与知识者中反激起了对于日据时代的虚幻的美好回忆，进一步提供了台独意识的土壤。1960年代中期，国民党终于重视台湾的建设，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但是伴随着台湾经济的成长是台湾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形成对国民党党国体制进行挑战的社会基础。各种受到国民党长期压制的力量开始集结，向一党专制发起冲击，“党外”纷纷开始创办各种媒体，以越来越大的尺度向当权者的专断权力挑战，并逐渐获得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台湾媒体的生态开始了巨大的质变，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现代性媒体形式。但是，在民进党执政以后，原来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