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的任务

                    刘 尚 为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逐步修正并最终被市场经济完全取代了的计划经济体制，我曾为之惆怅，并一再扼腕叹息：那个我曾经亲眼目睹了的、并经历了的、彻底改变中国落后面目的新生的社会制度，就这样因为某个领导人一时“左”的路线，而受到牵连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实在难以承受。历史为什么不能给这一经济制度再一次尝试的机会，让它在正确路线主导下，再理想地发挥一下它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呢？现在看来，这一想法未免理想化了。文化大革命虽然有其得以产生的偶然原因，但是，其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一

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体系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给出了人类社会得以前进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尚不足以回答人类社会制度前后更迭的理论上的原因。于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便派生出了与其“二元论”的逻辑形式相一致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机制来了，这就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经济基础与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间的二元关系论。社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是在它们两者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下向前推进、发展的。

然而，这样一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上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二元关系，却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演绎了历史唯物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关系中往往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在生产力发展前提推动下发展的生产关系，却在后来的发展机制里成了经济基础的主要因素，成为推动上层建筑变革的积极因素，并合乎逻辑地演绎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来了。甚至在这一基本关系之上，还又继续演绎出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二元关系，演绎出生产活动与革命活动的二元关系了，进而得出了诸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抓革命、促生产”等基本理论来了。于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便表现为完全相反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形式了，理应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反转过来最终成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领导力量。

而这一“反转”一旦成为上层建筑执政的基本理念，一切用以维护上层建筑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也就成了合理合法的事了。这也就使得“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阴谋手段，有可能沉渣泛起成为人们政治活动的潜规则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国性的“反右”的政治运动，这一政治运动就是在“引蛇出洞”的“阳谋”下主导下成为可能的。所有这些活动的始作俑者，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自称自己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进而在事实上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体系带到自相矛盾逻辑矛盾的陷阱中了。

                         二

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已经被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了，就成了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意识主体。在这一充满着矛盾的意识主体面前，人，作为整体意义上存在的“人”便被彻底地“异化”了，永远地被区分为两部分人，一类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们，一类则是专门关注社会发展的职业的领导者:①对于经济基础来讲，人是经济基础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强调的是人的组织纪律性，充分发挥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不需要人自身的个性化发展，于是，人便被强制地接受这一观点，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着；②在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那一极，则产生出了主导这一二元关系调整的，成为领导者、组织者，或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职业的革命者了。

这也就是说，在这一完全异化了的人性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独立的人格的意义上生活，那怕是坐上高位的国家领导人，他也因此具有了双重身分，或者成为领导者，或是成为革命对象都是“形而上学”一念之间的事。

即便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毛主席，其本人的人格也被那神圣了异化了人性所扭曲了，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已不只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那个将他推到“神”的位置上的，那个称之为上层建筑的东西，这个“上层建筑”的“巩固与发展”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历史责任，以及那个他认为是他无法推卸的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建立永不变色的、铁打的无产阶级江山的历史责任，他必须为此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也就是说将他一步一步扶上神坛位置上的就是那个成为生产关系异化存在的上层建筑，就是那个在“形而下世界”里永远处在“形而上位置”上的、主导社会前进与发展的上层建筑，组织机构。它将推进社会前进的领导权、发展权、管理权、话语权独揽于一身，始终处在自上而下的领导位置上，而表现出“神”的独断性的特征。

                        三

于是，在这一理论体系之下，对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间的不相适应的地方，或者说，上层建筑自身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地方，永远只能通过上层建筑自身自上而下的内部变革来实现。这便在事实上将变革放置在了类似悖论一样的不可判定的逻辑矛盾中了。

以我们现在实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例，这是一个按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直接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管理体制。上层建筑所握有的领导权、发展权、资源权、话语权等权力，被分解成了不同部门手中的权力，而分兵把口，各执一方，类似于不同的山头：⑴各自在各自的分工范围内，拥有绝对的权力。也就是说，它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横向的平级部门行使自己的职权，比如宣传部门在理论宣传上对其他部门的业务领导、人事劳动部门在公务员及工勤员管理上对其他部门形成的业务领导；其他部门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组织工作、党务工作等也有同样的情况。但是决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其他部门不可能反过来改变或影响它们的工作，它的决策是决不允许别人染指的。甚至，作为立法机构的各级人大，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它们是平级的，成了为了它们工作需要的立法机构了。而这也就是历次机构改革所以达不到目的的深层次上的原因。⑵在这里我们总是会见到这些部门常常出现的“以偏概全”的情况。比如在理论宣传、思想教育上，为上层建筑服务的宣传部门、思想政治部门就可能把政治的要求放在绝对的位置上，排斥其他不同的声音。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在思想宣传、教育上所出现的情形，就类似武大开店意义上的话语权，一切与之不同的观点、要求在它的宣传标准里都被排挤了，人们无法了解到真实的声音，进而出现事实上的“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我们因此可以把上层建筑里，宣传思想工作的这一类似“盲点”的缺陷视为上层建筑难以克服的思想障碍。⑶类似情况在教育、卫生工作上也同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所以会出现教育乱收费、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原因就在这里。这两个部门都处在各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这就使得他们对教育工作的认识、对卫生工作的认识也因此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而无人能够撼动了。他们在考虑改革目标时，怎么可能不去考虑让他们所主管的大学、中学等教育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人员的自身利益，又怎么能够让他们的利益在改革中的利益受到损害，又怎么不可能出现收费过高的现象呢？⑷在党的组织工作中，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以当前已成为干部制度改革时尚的、面对社会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公推公选活动，本属于党内干部管理机构的组织部门，必然要超出党管干部的组织界限，去考察、任用申请公推公选的非党的公民了，彻底地暴露了公务员管理工作上党政不分的状况。⑸由于有了这样特殊的地位与权力，出现在“山头”自身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并造就出了事实上的体现了自身利益的“独立王国”，它有自己的福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自己的退休人员管理制度，成了远比城市、农村的二元分割更为严重的社会现实。显然，在所有这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谁来当这个家都当不好。

如果，此时有人要问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就会说，那就是将包含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里的“剥夺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将包含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里的“山头主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还将继续这样中国化下去。

于是，在这里我们似乎又悟出另一层的中国化来了，是我们的中国化“改造”了马克思主义，使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变成了打鬼必须借助的钟魁，成了永无止境的“剥夺理论”，永世存在的“山头主义”理论源泉。而这也就在事实上让人们怀疑起“剥夺理论”与“山头主义”自身合理性的可判定性问题了。究竟什么情况下的“剥夺”、“山头”是合理的，什么情况下的“剥夺”、“山头”是不合理的，因此，也就成了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判定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