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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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界标准:问题的起源科学家们总是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科学，并且力图让人们理解他们的事业，与此同时神学家们宣称他们的信仰也是科学，也致力于让人们相信他们的信仰。哲学家们必须在这种纠纷面前作出反应，提出自己的划界标准。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认识现象，是对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反思。因此每一种科学发展观都是从特定的认识论立场出发的一种对科学发展的特定的逻辑重建。因此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就构成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源渊。

　　在古典归纳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的增长表现为真命题的累积，真命题就是与经验不相矛盾的命题。穆勒、休厄尔不但视归纳法为发现和证明的方法，而且视归纳法也是能否进人科学殿堂的通行证，所以归纳法在他们那里，也就成为一种划界标准。他们认为一个科学定律或理论仅当有利于它的证据符合归纳的格时才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符合归纳的格就成为一个命题或定理构成科学的标志，科学的目标就是证明因果联系。古典归纳主义者也着到了因果先后关系不能在经验内显示出来，需要一种规定有效的归纳论证形式的证明理论，但古典归纳主义的努力是徒劳的，按照这个标准，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似乎是很难的。

　　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对归纳的普遍有效性提出质疑的人是休漠，他通过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揉合，把经验论推到其逻辑终点—归纳问题。他把归纳问题区分为逻辑问题和心理学问题，并分别作了回答。他从怀疑论出发必然会得出归纳不存在的结论，但是他的不可知论义注定他要把因果联系诉诸于心理习惯。休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向题，但他的解决方法是糟糕透顶的。休漠的设问对以后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实际上休谨以后的各派哲学仍然受归纳问题的困扰。

　　康德在哲学史上创造了一个狂飘突进的时代。但是休漠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了影响。是休说使他第一次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康德与休谈一样，也试图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但是康德的解决是先验论的，他构造出一种“先天综合判断”来解决知识的有效性是机敏的，但是不成功的。他把人类的一切知识纳人到先验的框架之中，这样既保证了知识的有效性(先验的)，又保证了它是来自经验的(综合的)，其狂妄程度确实可以称之为一场“哥白尼的革命”。但是康德最终陷人了先验论，因此他的革命是软弱无力的。

　　罗素说:“休漠是哲学家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把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主义哲学发展到它的逻辑终局，田于他这种哲学作得自相一致，使它成了难以相信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代表着一条死胡同:沿着他的方向，不可能再往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归纳主义者就是“归纳问题”的殉道者。逻辑实证主义(现代归纳主义)坚持一种累进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的增长表现为真命题的积累，现代归纳主义尽管肇始于科学实证精神盛行的年代里，但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古典归纳主义所遇到过的困境。他们既要坚持归纳主义，又要坚持科学诚实性的标准，因此他们把经验证实即“意义问题”作为划界的标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一个类似句子的表述或一个词，是一个有意义的句子或命题，当且仅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a)其中所出现的一切词都有意义，(b)其中所出现的一切词都适当地配合在一起;(c)一个所说的命题(或句子)是真实的，当且仅当它是表述观察和感觉的基本(或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或者可还原为这种命题的时候。这里洋溢着浓厚的还原论色彩，由此出发科学的发展必然是点滴积累的量变过程，而.且这样的标准又实难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范围。后期的逻辑实证主义—概率主义很快就看到这一标准的严重不足，就把利用全部可资证据确定不同理论的概率作为他们的工作重点，这样他们就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界限，而是提出一个从概率低的差理论到概率高的好理论之间的连续尺度。但是概率主义仍然视归纳原理为科学方法论的中心，赖辛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着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除去这个原理就意味着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和将它的理论和诗人幻想的、随意的作品区别开来”。②可见概率主义虽然在归纳的量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最终又回到了把归纳作为划界标准的老问题上来。逻辑实证主义用“意义问题”代替分界标准注定是要失败的，莱欣巴赫、卡尔纳普就是光荣的殉道者。

　　波普在科学哲学界第一个打出了反归纳主义的大旗，以极为激进的方式反对归纳主义的“证实”标准，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还元论倾向，认为科学理论的基元是命题。波普明显地看到概率主义的理论是头重脚轻，因为科学理论是全称性命题，而经验观察总是有限的，在特定的数量证据下所有的理论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其数学概率都是零。他提出一个相当惊人的分界标准，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他说:“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丝毫有利于它的证明也可能是科学的，而即使所有的现有证据都支持一个理论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也就是说，确立一个理论的科学性质或非科学性质可不依靠事实”。应该说，他的批判抓住了归纳主义的流弊，具有很大的进步作用。

　　波普以他特有的机敏对归纳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归纳原理不可能象重言式或分析陈述那样的纯逻辑真理，因为假如有纯逻辑的归纳原理的话，就不会有归纳问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归纳推理就不得不被看作纯逻辑的或重言式的变换，正如演绎逻辑中的抓现一样。因此，归纳原理必定是一个综合陈述;它的否定并不自相矛盾，而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因此就发生了为什么应该接受这样一个原理、以及我们怎样才能根据理性的理由证明接受这个原理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归纳原理是多余的，它必然导致逻辑矛盾，因为归纳原理本身必定是一个全称陈述，如果我们试图认为它的真理性来自经验，那么必将导致无限的倒退。归纳逻辑的各种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以使是现代流行的“概率逻辑”诉诸或然性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到上面提到的那些困难，不是导致无限倒退就是导致先验论。

　　波普认为对归纳逻辑的信仰多半是由于混淆了心理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所致。他把设想一个新思想的过程同逻辑上考查它的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加以截然的区分，前者属于心理学，后者属于认识论问题。他把心理主义清除出去，把认识论的逻辑学问题限定在理论演绎的框架内，整个检验的程序是演绎的。他把从理论中推导出的单称陈述，歹实验结果相对照，“如果这些单称陈述已被证实，那么这个理论就目前而论通过了检验，如果被证伪，那也就被证伪了它们由之被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来的那个理论。他从不认为我们能从单称陈述的真理性推论出理论的真理性来，他认为“所有通常称作‘认识论’的问题都.‘丁以在分析的框架内得到处理。尤其是由归纳逻辑引起的那些问题可以被排除，却不会产生新的问题来代替它们⑤”。波普摈弃了归纳退辑，从他的认识论出发想要寻找一种可接受的分界标准就成为一项十分关键的任务。他认为实证主义把分界问题解:释为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似乎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说在事物本性中存在的区别，因此实证主义的分界似乎在消灭形而上学。波普认为他的分界是对协议或约定的建议，他说可证伪性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它说明哪些陈述系统要够得上科学就必须同可能的观察或想象的观察发生矛盾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