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

　　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冷战后)，世界贸易飞速发展，国际投资大幅增长，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遵守和参与修订“游戏规则”。总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目前，世界上出现的共同性问题愈来愈多，而且这些问题非单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解决，必须靠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不分国家大小、不分国力强弱、更没有南方和北方之分)联合行动、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成效。这就是全球化时代。

　　在这个时代，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但正在向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扩展，甚至涉及文化取向、价值判断等意识形态方面。全球化问题不仅是当今的热门话题，更是决定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并对今后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南北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

　　众所周知，殖民时期，亚非拉国家经济依附于殖民地宗主国；即使在政治取得独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多数份额以及控制和操纵着国际经济机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依然严重地依赖发达国家。这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的2／3以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得贸易条件的变化愈发不利于南方国家，从而导致南北双方的谈判地位和能力的不对称；此外，国际直接投资的3／4流向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所吸收的外资只占19％(况且，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2／3集中在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新发明和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基本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这种不对称性的相互依存正在发生变化。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中的份额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上升到21世纪初的29％。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也从80年代初的1／4上升到21世纪初的1／3。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110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20％。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发达国家极其重要的市场。可以肯定，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达国家不断将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与国际大循环、大流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还会上升。这样，将有利于南北双方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的改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科技进步，正在推倒各国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发展中国家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互相影响日渐增大。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资本流动。世界银行预计，今后20年金融资本的供给将进一步扩大，且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和共同基金。预计，全球此项资产到2025年将高达13．7万亿美元。估计资金需求的增长即使不超过供给的增长，也会与其持平。这些资金必将在全世界到处寻求高额回报。而发展中国家正是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潜在回报的地方。从1980年以来，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净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增长了12倍。据报道，目前新兴市场国家股票指数上升了10％以上，债券发行量达到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2002年净资本流入金额接近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水平。自1985年以来，吸收外资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从17个增加到51个，而且将近一半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必将进一步密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形成。

　　二、南北间国际分工向水平方向转变

　　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正在共同创造一个新的网络时代。”“工业时代是围绕垂直一体化的组织，以高额的通信、信息和交通费用构造而成的。网络时代则依靠横向的网络而建立，各个组织都把精力集中在自己富有竞争力的独特领域。这些新的网络跨越各大洲，其中心遍布四海，从美国的硅谷、巴西的圣保罗直到南非的豪登和印度的班加罗尔。”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之一，即在发展高新技术和产业的同时，改造传统产业，将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纺织、能源、化工、冶金以及机器和电子产品的组装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客观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的改变。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转变，也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性的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即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利益，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以往攫取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全球性公司(总部往往设在北美、欧洲或日本)如今通常都在若干个国家设有研究机构，并且把产品交给各地的工厂来生产。”发展中国家以低廉价格为诸如IBM、微软、惠普、AT&T等公司生产电脑软件。这种“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跨国生产模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水平方向的国际分工。

　　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制成品贸易(约8000亿美元)中有1／3是组件和部件。这种新型国际交流模式形成了不断扩展的全球生产网络。例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在全球(包括发展中国家)招标，世界各地的企业竞相投标提供产品。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把1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列为今后出口和投资的重点。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和重视。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四小龙”开始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以生产标准化产品和利用“成熟技术”为主，向高技术、高增值的方向发展。同时，东盟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急起直追，利用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大量接收日本、“四小龙”转移的成熟技术和标准型产品生产。马来西亚现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半导体生产国。亚太地区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是世界范围的国际产业分工由垂直向水平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

　　三、相互妥协是南北双方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北双方只有保持和谐、平衡的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这是南北双方从几十年的实践中取得的共识。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商品市场、资金出路和原料供应的问题，越来越依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拖世界经济的后腿。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贫困、落后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就是例证。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一度把援助与民主化、人权联系起来。美国宣称，实行多党制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前提。国际社会说，把提供援助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的做法与日俱增。但是，面对贫困化日益加剧，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发展中国家的抵制下，西方国家不得不对这种“挂钩”政策有所收敛。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关系问题上也开始采取灵活、务实的立场。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等初级产品依赖程度降低，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愈加有求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逐步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缓和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国际性专门会议愈来愈多，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涉及全球范围的问题。比如，1990年和2002年举行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大会、决定减免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和增加援助等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日程》，2002年以“拯救地球，重在行动”为宗旨的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又通过了《执行计划》和作为政治宣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表明南北双方在环保问题上取得了更多的共识。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失败后，新一轮贸易谈判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会议(卡塔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决定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就关于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问题达成妥协，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仿制价格昂贵的外国专利药(如防治艾滋病、结核病等流行疾病的药品)。在多哈会议上，经过讨价还价，欧盟还放弃了原先拒不同意就减少并逐步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进行谈判的立场；与会部长们通过了一项呼吁贸易谈判着眼于“逐步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声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促使南北双方在涉及双方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做出相互妥协的选择，以免一方遭殃波及另一方。

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主权构成挑战

　　在自然经济社会里，各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一般局限于一国领土范围之内，这样，土地与主权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主权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如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冲破了国家界限，摆脱了国家疆域的束缚。“一个国家已不再可能与世隔绝地执行本国经济政策，政府也不再有能力像往日那样控制本国经济。”“技术的迅速进步加快了互相依存的程度，根本不管什么国界或距离。”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或采取的措施，其影响往往越过疆界甚至波及全球。墨西哥金融危机是这样，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这样。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认为，21世纪名义上的政治主权仍然存在，但经济上的边界将会消失。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西方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以比危机前低60％-80％的价格大批收购银行、工厂、电视台、电话系统、零售网络、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等。据统计，泰国35家金融公司中已有9家被外资接管。按泰国商业银行的增资规定，至少有半数银行的大多数股份为外国资本持有。为此，泰国舆论围绕是否将沦为经济殖民地展开了激烈争论，甚至有的报刊说，“全球化带来新型殖民地”。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利，各国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多地遵守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权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行使权难免遭到侵蚀。这将是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也应看到，虽然随着全球化加强以及资本、信息、技术在全球的跨国流动，民族国家的某些功能弱化了，一国的行为不可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但是无视国际法、国际惯例去追求国家利益越来越难以成功。例如，全球资源是以民族国家为这一合法形式界分其产权的，美国的产权就是美国的，欧佩克成员国的产权就是其成员国的，不存在产权不明问题。国家依然是行使产权的组织。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在21世纪前半期，民族国家的职能还不可能消亡，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合法行为的主体。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持久地影响着各国经济，在其对外方面继续高度依赖着国家。”“技术发明补贴、工厂建设、促进出口、劳工控制、财政处罚等多国公司增长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仍是由国家制定的。”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根据国际法，主权的让与是以对等为原则，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就不会让与。因此，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主权构成威胁并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争取与发达国家享有平等的地位。

　　五、南北矛盾不会发展到严重对抗

　　冷战后，南北关系总的形势是趋向缓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与合作问题的国际性会议，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规模大、影响深的大会，如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2002年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等。至于区域性南北之间的会议，更是频繁，有的已制度化，如亚太经合组织、欧盟与拉美里约集团部长级会议、欧盟与非加太部长理事会和联合议会、亚欧会议以及东盟与对话国外长会议(即10+3)，等等。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已引起全世界各阶层人土的广泛重视，但是南北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严重存在，有时还相当激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1)发展中国家批评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指责某些西方国家不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而是出于政治考虑给援助附加政治条件，要求发达国家尽快达到联合国制定的官方发展援助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的指标；(2)发展中国家要求采取有效的多边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债务的偿还应与债务国经济的支付和增长能力挂钩；(3)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对出口的农产品实行补贴，压低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在国际市场的价格；(4)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国家垄断国际技术市场，并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5)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投票权的比重，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6)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协调南北关系，不应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发展的权利；(7)在裁军、人权以及制止非法贩运毒品等问题上，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以种种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上述分歧，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有些问题将得到缓解(如债务、援助等)，有些则会趋于激烈(如贸易保护主义等)。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冲突。

　　总之，南北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表现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上。但是，现今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决不会听命于大国的“摆布”，更不允许西方大国对其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即使经济上弱小的国家也不会接受有损其国家主权的做法。因此，发达国家这种强加于人的行径必然与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要求发生碰撞；发达国家企图保持已拥有的经济地位，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矛盾也会继续发展。可是，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又都要对自己的行动加以约束，不使矛盾激化，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南北之间的分歧和争端都将有一定的限度，不会发展成为严重的对抗。

　　六、南北合作携手解决全球性问题

　　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现代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是一些具有全球性的、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全球化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经济基础)，还涉及政治、军事、司法、文化等方面。

　　世界银行发表的《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指出，许多全球性指标都表明，自1990年以来，无论是从绝对数字上还是从百分比上都有了改观。在全球范围，1990-1998年期间，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的人数下降了6个百分点(从29％降至23％)，同一时期极度贫困人口的绝对人数减少了1亿。这些成绩，应该说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制定和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是南北双方共同努力所取得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遍及世界各地，严重地威胁世界安全与稳定。被美国视为“头号恐怖分子”的本·拉登在世界各地频频制造“事端”，而且其目标又主要是针对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以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的阿富汗战争，在有关国家(包括阿富汗周边的发展中国家)的配合下，这场战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根除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决非易事，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据报道，美英正在制定一场为期10年的反恐战争的秘密计划。新闻媒体说，根除恐怖主义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通过这场阿富汗反恐战争，美国也认识到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和配合，才有可能对恐怖主义活动实施有效的打击。美国多次呼吁建立反恐怖国际联盟。在这个“国际联盟”中发展中国家是不可缺少的成员。

　　在缉毒问题上，由于拉美国家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评估拉美缉毒，美国1999年已同意就反毒战略举行谈判，讨论“统一和客观”地评价和监督拉美反毒情况，以多国评估模式联手解决缉毒问题。

　　还有保护环境问题。保护地球、治理环境关系到北方和南方的共同切身利益。从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签订以来，各国的氟、氯、烃产量大幅下降，为全球减少臭氧层消耗取得了显著成功。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和2002年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的《执行计划》。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对保护全球环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取得共识。全球人类安全的新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相互联系的新框架。尽管南北双方在具体做法上存在分歧，但是，应该承认，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矛盾有所缓和。南北双方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共同点日益增多，加强了合作。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改善南北关系的纽带。

　　七、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其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大大下降。目前不仅殖民时期的“主仆关系”，而且冷战时期的盟国关系也逐渐为“伙伴关系”所代替。由于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调整，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势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独立“增长源”。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尤其是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面对这一现实，欧美等原殖民地宗主国多次宣称要同亚非拉国家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当今时代，世界各国都是主权国家，不允许他国对其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各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穷国还是富国)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在世界各种力量走向均衡的形势下，在国际事务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美国的“赫尔姆斯一伯顿法”和“达马托法”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和抵制，就是证明。

　　随着世界贸易增多、资本流动扩大、国际分工深化以及政治和经济生活联系日益密切，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显著加深。这种各国利益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现状，促使各国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和处理国际事务中出现的问题。因此，相互依存、平等互惠和建立伙伴关系是当今和今后南北经济合作的基础。

　　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治上正由主从关系向伙伴关系过渡，经济上由不平等往来转向对等合作。美国多次宣称与拉美国家建立“长久的伙伴关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政期间(1993-2000年)两次召开全国非洲问题高级会议，表示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关系，制定“互相尊重、促进合作”的对非政策，并两次以总统身份访问非洲(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克林顿2000年出访南亚时撰文说“地区伙伴关系是美国21世纪的关键”。2000年6月欧盟与非加太77个国家签署了为期20年的新合作协议——《科托努协议》，代替原来的《洛美协定》。这标志着南北“双方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欧盟还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于2000年举行首届非洲首脑会议，并发表《开罗宣言》，强调“非洲与欧洲在21世纪的伙伴关系具有新的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日本新闻媒体也发表文章，认为2001年日本首相第一次访非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三次召开东京非洲开发会议；并说日本要想寻求“21世纪的稳定和繁荣”，面向非洲是必然趋势。

　　八、通过南北对话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1世纪，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的世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最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穷国愈穷、富国愈富。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就已开始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但当时的目标并不明确。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呼吁，直到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才初步形成。尽管发达国家在部分内容上有所保留，联合国大会还是未经表决一致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它表明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新秩序的主张和要求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从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从来就带有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缺陷。市场经济从来都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竞争的参与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制定国际规则来协调和约束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求国际经济的有序运转，减少市场经济中的垄断性和破坏性。况且，发达国家还企图凭借已有的优势，通过维持现行的国际规则或制定于己有利的新规则，将所有国家纳入它们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地要求取消现行的国际规则中的不合理因素，参加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反对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和垄断国际事务；改革国际经济机构，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发达国家扩大发展中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消除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要求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停止对经济援助附加条件。

　　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南北双方必须面对现实，通过平等的对话，才能建立起一个于南北双方都有利的新秩序，保证世界经济健康、顺利的发展。应该承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南北双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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