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6)
2013-05-05 18:07
导读：大学 的学生和北京的市民一起,抗议一战后即将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允许日本从德国人手中接管山东省。这次事件实际上成为持续了十年之久,旨在反对传
大学的学生和北京的市民一起,抗议一战后即将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允许日本从德国人手中接管山东省。这次事件实际上成为持续了十年之久,旨在反对传统及打破旧习的激进文化运动,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关键转折点。
这次运动最具意义的变化之一发生在语言领域,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性语言被推广为标准现代汉语,并被制度化。地方性语言逐渐成为官方语的过程始于晚清的改革,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对20 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起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为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口头性和书面性,尤其是在封建的废墟上从语言方面一统中国做出的巨大努力。许多关于白话文运动的起源和影响的
英语著作都围绕着“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作品展开,很少有人将白话
写作的问题———即文学历史以外的现代印刷文化———放在对“文字的科技转变与实践”这样的大范围里,并研究它和电影这种以媒体为主导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视觉素养形式的相互作用。
倡导了中国启蒙运动之一的胡适是其中一位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胡适1917 年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后,立刻确立了他作为白话文运动之父的地位。《文学改良刍议》对如何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用白话文写“活文学”开出了方子, 以期达到白话文学可以取代用文言文书写文学和历史学的经典地位。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杜威麾下
学习哲学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诗(传统
诗歌较之小说和戏剧更是精英的艺术,主要由文言文写成) ,从事实证经验理论的激进行为。这场促使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和感性现代化的试验结果是一本题为《尝试集》的诗集,白话文运动的范文。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诗集第4 版的前言里,胡适把用白话文写作比作身体性的感受。更突出的是他把白话文试验比作当时许多中国妇女都经历过的放脚的体痛:
现在回顾过去五年来写的诗,感觉就像放了脚的女子回头看她不断变化的鞋样。虽然每年都在放大,每个鞋样却都染上了缠足时期的血腥味道⋯⋯但是缠足的妇女永远也不能得到自然足了。我再次梳理一下过去五六年来的“鞋样”,拣选了一些,丢弃了那些没有形状,甚至可能对(读者) 有害的。保留了一些“小样”的;把它们留下来无非希望人们知道缠足的痛苦。
如果能起到一些历史作用,那我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9 ]
用裹脚(和放脚) 来比喻文化复兴证明了周蕾关于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受虐性的认同(受压迫的) 妇女的观点。男性知识分子透过认同现代化以前的女性来理解与西方接触和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创痛。周蕾的心理分析加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和民族文化问题的激烈争论,而我在这篇文章所关心的是白话文写作中写作与身体之间的相互游移和替换,以及它不受语言和文学局限的制约。也即是说,身体的比喻还有其字面的意思和指称的作用。把对语言的试验嫁接到现代性的社会肌肤,即包括痛苦的和得到解放后的、活生生的、性别化的体验表明,白话文运动的雄心已经延伸到更加广阔的文化领域,包括身体感受的转变和它的认识论地位。白话不应是语言文学的专用,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感性的体验, 与它所指称的日常生活、社会现实(放了的脚) 以及话语形成时所需要的一套灵活的符号体系(鞋样) ,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白”或“白话”的产生蕴含着历史喻说或历史目的以及它相关的表达方式的产生。语言是表达历史喻说不可缺少的方法,但绝不会是惟一的方法。胡适用文学转喻的方法把白话文化的过程或说“白话化”拟为女性现代化血与肉的体验。透过这场运动,历史倾向于表达白话和身体体验的关系,这对我的观点,即中国早期电影是白话经验的基本媒介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尽管胡适的白话文诗学和中国早期电影没有直接的关系,却和它在同一时期产生。胡适用缠足来表达白话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疼痛和解放,缠足的文化根源却让我觉得“白话文运动”中的“运动”一词还有其字面的意思,值得认真对待。白话文运动不是一项裹足不前的、迂腐的事业,它促使了一股虽然相互冲突却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势力的产生,新的社会躯体的出现以及它的感受。这个理论上的转移和维维安·索布切克引用梅洛·庞蒂对语言是“身体”(embod2ied) 对“世界”( enworlded) 的体验的论述来重构电影通过“感性”能力来表意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新的感知和表达的“语言”,电影的体验总是植根于(因此有这样的表达法“眼目看到之处 ”) “世界的肌肉”里,扎根于身体的存在及物质世界之中。[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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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适没有意识到,他这边在书写着放开白话文学裹脚后的疼痛,并进行挽救濒危的诗歌的尝试,那边中国的第一位女明星,王汉伦,带着她放了的脚在1922 年进入了文化舞台。王在《孤儿救祖记》( 郑正秋导,1923) 中扮演一位深明教育重要性的寡妇后一举成名。影片由明星公司制作,即宣景琳(《艳史》的女演员) 几年后加入的那家公司。如果说银幕使她的放脚(那时称为文明脚) 呈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使她成为都市的传奇的确是她如何挣脱了旧社会枷锁的个人故事。王汉伦生于一个富有的官宦之家,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被迫和一个陌生人结了婚。好不容易争取到离婚后,先在一间小学教书,后来到一家外国公司做英文打字员。她想进电影圈的决心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和耻笑。王汉伦改自己本来的姓氏 “彭”为“王”,一则取国王的意思,也因为王字是未简化的汉字“老虎”的部首。汉伦则从她的英文名海伦( Helen ) 转变而来。根据多年后张石川导演的回忆,王汉伦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摩登女郎”之一,她时髦的梳妆打扮给他和他的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语言天赋——— 她能说上海方言、普通话和英语,增加了她的摩登色彩。王汉伦不仅在1926 年拍摄一部影片时大胆地显露了她的文明脚,还在摄影机前剪断了她的长发。虽然故事情节要求她剪短发,这一剪也剪断了和过去的联系,是她摩登女郎形象的又一个体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