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话语境中的中国大陆电影(下)(1)(4)
2013-10-05 01:40
导读: 中国大陆电影国际化策略的反思 显然,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中国电影正如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样,是在一种不对等的
中国大陆电影国际化策略的反思
显然,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中国电影正如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样,是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下被放置于全球处境的,因而,我们不可能逃脱"后殖民"的基本现实,不可能脱离边缘化的处境。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可能也不应该与世隔绝,中国电影需要走向世界、走向国际、走向全球。因为中国大陆电影需要一个国际化的交流环境,使之能够与世界电影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保持一种互动关系,从而成为世界电影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大陆电影也需要一个国际化的经济舞台,利用跨国资本加强电影生产的投资规模,走向境外市场获取电影生产的经济效益,促成中国大陆电影的再生产机制;中国大陆电影还需要一个国际化的生存空间,使某些与主流电影运作不一致的影片或者脱离商业电影模式?"作者化"影片能够有更广阔的世界范围的生存可能。国际化语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更多的机遇,成为一种动力因素推进着中国大陆电影的步伐。
但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它毕竟不是象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的简单功能的消费品,而是负载了一种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特别是在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电影文化除了其视觉/心理的娱乐功能以外;不可避免地还担负着"再现"民族生活处境、激活民众的现实主义热情、塑造人生理想和民族理想的使命,因而,中国大陆电影在国际化语境中,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的确需要具有一种自觉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一种清醒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意识。
因此,"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需要一种民族自信意识。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东方主义都会有一种视角偏见和误区,因而西方标准的国际承认并不是判断中国大陆电影的唯一参照,有时甚至也并非是重要参照。近年来有许多优秀的中国大陆电影如《背靠背脸对脸》、《三毛从军记》(上海电影制片厂1993年出品)、《四十不惑》(北京电影制片厂1992年出品)、《心香》(珠江电影制片厂1991年出品),甚至包括陈凯歌早期的《孩子王》(西安电影制片厂1987年出品)、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西安电影制片厂1985年出品)在国外都没有获得很高的荣誉,但是这些影片却以冷峻的风格、成熟的叙事表现了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表达着对人生原生态的一种摹仿。它们把这种人生遭遇和人生体验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背景中,因而使影片中的人生具象为中国人的人生,传达的是一种中国人的人生体验。这些影片因为它更加本土化而不能象那些"国际化电影"那样有效参与实际上被编织进欧美视野的国际电影竞争,也不能象港台商业电影那样尽情地释放观众的潜在视觉/心理欲望,然而,它们却因为对当下中国人命运的关怀而显示出其艺术作为人的艺术所具有的洞察力、同情心和现实精神,从而与大众共享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而与观众达成视界的融合。所以,中国大陆电影不能完全受国际化趋势所制约而忽视或者轻视电影的本土需要和本土价值。中国还有一个数量惊人的受众群,中国电影还有着不可推卸的建设新文化的现实使命,中国大陆的本土电影还具有肯定不应该忽视的丰富的潜力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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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中国大陆电影的文化独立性还体现为一种民族自尊意识。电影的表意符号具有一种相对简易的世界通用性,因而人们往往通过一个国家的电影来直观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国家、民族或者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所以,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民族电影来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如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就明确提出,电影是加拿大的眼睛,所以电影应该关注和表述加拿大的历史、现实、政治和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美国电影无论是几年前的《与狼共舞》或是近来的《阿甘正传》也一直在宏扬一 “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国文化精神。所以,中国民族电影不能仅仅是对西方观众那种猎奇的或者有时甚至充满种族歧视偏见的接受期待的满足,而更需要发掘中华民族文化那种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生命力,表达富强、发展、进步的历史趋势,为世界塑造一个真实而坚强的中华民族形象,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其意义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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