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六代”电影中的保守倾向(1)
2013-10-05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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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以影像为手段的叙事，在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
电影是以影像为手段的叙事，在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修辞方式具有叙事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试图从读者反应和叙事修辞中倚重的价值体系两者的关联，把握“第六代”电影的文本现象。
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
网上有一篇影片，是关于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虽然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评审团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她精湛的表演。这篇文章还是认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让人感到恶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竟然能够在情人的怀里为丈夫哭泣，而在监狱里又向劳教干部出卖自己的肉体，在丈夫死后还能继续哭丧职业，收取大把的钞票，总之，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会和人性美丽的一丝一毫，便认为影片虚假造作，不符合现实。
无独有偶，网上的另一则评论，关于张元的《回家过年》，认为张元这部影片是招安之作，文章对两人回家时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满，比如除夕夜机动车的司机怎么可能把车费从三元降到二元呢?没这么好的人，更别说有女警官这样的好心人，放着年饭不吃陪着犯人回家的，“这部影片对于生活的粉饰以及对于人性卖好一面的表现已经到了不顾现实，不求真实的地步。”(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这种声音我们听到的也许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导演在体制内拍片时都会受到如此的诘难。
这两个例子虽然是观众观赏影片时当下感受的两个极端，他们一边已经厌倦了高大全式的好人，一边也不喜欢一无是处的所谓坏人，尤其当这个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时，但却说明了电影的叙事修辞都在这一点上遭遇了失败。
导演总是希望观众能认同自己的人物，反过来说，很少有编导会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设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人物，可爱的人物总是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然后进而认同编导所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于是问题就从这里产生，首先编导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其次什么样的人物是可爱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明确，编导都想在影片中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表达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观众和编导共同完成，这样问题就更为复杂，观众和编导能达成共识吗?如果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础上?还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实际上，这正是影片的修辞策略和修辞目的所要研究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那么“第六代”导演试图通过影片传达什么样的知识、情感、价值或信仰呢?
“不同于某些后现代论者乐观而武断想像，在笔者看来，现有的‘第六代’作品多少带有某种现代主义、间或可以称之为“新启蒙”的文化特征。”(注：《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银海网，戴锦华。)
而现代主义在艺术上表现的首要特征就是一种焦虑，否定当下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无法提供新的价值信仰标准，人们在苦苦寻找、彷徨。“第六代”导演的早期作品中的确明显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在初期的《北京杂种》《头发乱了》《周末情人》《长大成人》等影片中，“第六代”导演用摇滚这一烦躁的艺术形式表达他们内心的无方向的冲动。
而且在“第六代”的影片中可以找出这样一些粗俗的段落，这些段落对很多观众的触动就像《哭泣的女人》对那位观众的触动一样，让人很不舒服。比如，《小山回家》的前半段，小山和朋友一起喝酒时有一大段对话充满了饭桌上的粗俗言词。在《极度寒冷》里则有吃肥皂这样“令人恶心”的长长的段落，在《十七岁的单车》里殴打的段落。这些段落的含义虽然千差万别，但是特点是浓墨重彩，超过了一般叙事的长度，几乎让人们感到导演是否有嗜痂之癖。粗俗，意味着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随地大小便，说脏话，打架斗殴……都是不文明的表现，正是这些敏感段落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们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显示出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导演的一种姿态，对影片人物的一种修辞，“第六代”的导演正是从这里对当下社会实施他们的现代主义的艺术策略。“现代艺术触到了普通公民的一个或好几个痛处，而这些痛处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普通公民越是对现代艺术感到恼羞成怒，也就越是暴露出现代艺术涉及到他本人以及他的文明。”(注：《非理性的人》P43，[美]威廉•巴雷特著，杨照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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