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实与奇幻之间――电影与全球性语境中的传(2)
2013-10-23 01:12
导读：二、革命与激活――电影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 问题在于，中国人对于电影这种“舶来品”的接受，是否是建立在自身固有的美学传统基础上的呢？这个问
二、革命与激活――电影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
问题在于，中国人对于电影这种“舶来品”的接受，是否是建立在自身固有的美学传统基础上的呢？这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因为，中国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接受随便什么外来“器物”。这就要考虑电影所具有的美学特性是否和如何与中国美学传统合拍的问题。这里仍然从写实性和奇幻性两方面入手作简要讨论。
很明显，就写实性来说，电影确实是历来注重“写意”和“神似”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所无法直接解释的东西，两者无疑在开初构成直接的对立。在中西艺术美学的比较方面，清代画论家邹一桂（1686—1772，字原褒，号小山，官至礼部侍郎）曾有过一段著名论述：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镏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又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其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他在这里谈到的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西方绘画擅长“勾股法”，构图讲究精确，精确到“阴阳远近不差镏黍”；二是刻画人和物体时注意描绘其阴影，“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三是有独特的用色与用笔，“与中华绝异”；四是布景遵照几何学规律，“以三角量之”；五是追求写实上的逼真效果，“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六是根本不讲究基本的笔法，虽然描绘精确却不过如匠人制作，不能列入绘画品级，“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中的前五种仍然是有其合理性的，道出了西方绘画艺术区别于中国绘画艺术的独特特色。但第六点，即关键的结论性意见，认定西方绘画美学水平低下，却显然是没有摆脱中国为“中心”而西方为“边缘”的正统偏见。话虽针对绘画而言，但在整个中西艺术美学对比上已具有一种普遍性意义。这一看法毕竟代表了当时在国内占正统地位的艺术观，人们深信中国人在“艺术之道”层面远远高于只擅长“奇技淫巧”或“奇技异巧”的西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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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正统美学观点不可能长久存在，因为，在全球性语境中，如果依旧像邹一桂那样简单地排斥西方写实性美学，并不是保存和巩固中国美学传统权威的合适路径。王韬在观看西洋名画时记载了这样的感受：
悉出良工名手，清奇浓淡，罔拘一格。山水花鸟、人物楼台，无不各擅其长，精妙入神。此皆购自殊方异国，无论年代远近，悉在搜集。甚有尺幅片楮，价值千万金者。八法至此，技也而进乎神矣。西国画理，均以肖物为工，贵形似而不贵神似。其工细刻画处，略如北宋苑本。人物楼台，遥视之悉堆垛凸起，与真逼肖。顾历来画家品评绘事高下者，率谓构虚易而徵实难，则西国画亦未可轻视也。
这段话从对于亲身惊羡体验的反思入手，就中西绘画美学原则的根本差异作了探讨。其一，与中国画标举“神似”而轻视或摈弃“形似”不同，西画恰恰是追求“形似”，这显示了两种不同绘画艺术的最高美学原则。其二，相应地，中国画创造一种“神似”的或“离形得神”的幻觉型“真实”，而西画则强调“与真逼肖”，或者说“描写形容，纤微毕肖，尽态极妍，惟妙惟肖” 。这种描摹直接地要满足人的肉眼的直接感觉，达成“逼真”效果，从而创造出别一种美学真实——不妨说是写实型真实。其三，西画的上述“逼真”效果是与其别一种空间原则如“焦点透视法”（当然那时的王韬还不可能提出这一术语）分不开的，使人有“堆垛凸起”这立体式感受，而这是与中国画所遵循的空间原则如“散点透视法”不同的。其四，中国画历来有“构虚易而徵实难”之说，以此品评绘画作品之高下，而西洋画在“徵实”方面的如此努力，显然表明西洋画已达到了很高美学水平，从而“未可轻视”。王韬的这些见解，已经预示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写实或“徵实”性美学的新的革命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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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写实性美学特性的体现来说，电影的特点就在于，运用摄像机镜头逼真地再现事物本身即“徵实”，造成“形似”或“逼肖”的效果。与重“神似”而轻“形似”的中国美学传统规范相反，电影恰恰是要把“形似”――视觉上的逼真放在首要地位。这种现代电子媒介在视觉真实的建构方面具有文学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因为，作为语言艺术，文学以语言先诉诸读者听觉，然后让读者在头脑里根据语言描写而想象出活的画面或形象。这在视觉接受上就具有一种间接性。而电影却将视觉与听觉结合的运动镜头直接诉诸观众。所以，电影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来说，无疑形成一种颠覆性效应。
不过，这种“颠覆”却不同于一般的和简单的否定，而具有一种革命性建构意义：它在颠覆以“神似”压倒“形似”的美学传统的正统权威时，又在它的旁边竖立起新的属于现代的新型美学传统――写实性美学传统，这种新传统把逼真地再现现实及其“本质”当做艺术的首要任务。
置身于全球性语境中的现代中国人，确实需要这种新型写实性美学。这是因为，面对“全球性”语境中的文化重建任务，中国人既需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需要借助新的电子媒介的视觉传播优势，创造出能够看护和激活自身传统的新型艺术样式。电影的引进正适时地满足了这种特殊需要。
不过，对电影的写实性美学给中国美学传统带来的颠覆性的和革命性的影响，不能作过分的渲染。因为，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电影的奇幻性是可以同中国美学中的一种传统相互发明的。这种传统就是对于“气韵生动”境界的追求。中国人相信，世界是由“气”构成的；“气”分“阴”、“阳”；“阴”与“阳”耦合可以造成“气韵生动”的效果。在此，电影或“影戏”的“生新灵动”，是可以通向中国人寻求的“气韵生动”的美学境界的。诚然，古典“气韵生动”境界往往要求以“写意”或“神似”的方式去实现，但是，在新的全球性语境中，电影的“写实”或“形似”方式不同样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吗？“写意”与“写实”，“神似”与“形似”，这两种方式应是可以殊途同归的。王韬对“影戏”和西洋绘画的惊羡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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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电影由于具有写实性和奇幻性两大美学特性，所以对于中国美学传统来说，可以起到革命和激活双重作用：对于重“神似”而轻“形似”的美学传统，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而对于“气韵生动”的美学传统，则产生了激活的效果。由于如此，电影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写实性和奇幻性传统的建立，应有积极的开创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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