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批评的“大众”及“现实”立场(1)(2)
2013-11-13 01:04
导读：毕竟，当下“文化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杰姆逊语）电影虽然是文化产业，冠名文化，
毕竟，当下“文化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杰姆逊语）电影虽然是文化产业，冠名文化，但实际上它的文化不是指精英文化，而是指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因此，文化产业首先是要面向大众的文化。作为与电影生死相依的电影批评也应该是面向大众的批评，面向电影市场的批评。事实上，电影批评本身的兴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和观众的认同，取决于电影市场的接纳。总之，电影批评不应该是端坐于庙堂之上的“沙龙文化”，不是个人趣味、个人观点的过度阐释，也不是电影批评家的“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而是应该立足于大众的立场、观众的立场去观察、去思考，不仅要了解观众需求什么,还要想方设法去满足观众的需求，从而建立大众的信任度和美誉度。同时，电影批评亟须改变自身的固定模式，适应电影产业化及其电影市场的发展变化。
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立场的转变。
三、电影批评的“现实”立场
电影批评的“现实”立场，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电影的现状出发，尤其是要从中国电影推进产业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其出路和前景出发，重点关注中国电影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并给予客观的、科学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解释和回答。
新画面公司的掌门人张伟平在多种场合强调“票房才是硬道理”。 对商业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来说，票房多少确实应该是衡量电影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但是，不能以票房就是硬道理衡量所有类型的电影。如广泛受到好评的《静静的嘛呢石》，其票房就是惨不忍睹的。对这样一部电影，票房就恐怕不是硬道理，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考量指标和评价标准。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拿这样一个指标去衡量和评价所有的电影。在电影产业化背景下，儿童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农村题材电影，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对儿童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农村题材电影，就不应该简单地仅仅只用一个经济的视点、经济的尺度和经济的标准。总之，不能简单地套用票房就是硬道理。我们必须建立不同类型电影的科学评价体系和标准。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更重要的是，把每年主流院线的票房收入作为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衡量指标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电影产业化推进的实际状况，尤其是所取得的成就。如国家通过大力实施“2131”工程、西新工程，使得农村电影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初步改善，农村电影的放映能力明显增强，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数明显增加。农村电影观众人次加上中小城市的二级院线的观众人次，总量大大超过了主流院线的观众人次。从这个角度看，票房是硬道理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此，我们必须在注重主流院线票房收入的同时，加上包括农村电影观众和中小城市的二级院线的观众人次的统计，因为后者也是反映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指标。总之，我们应该综合考虑票房收入、全行业的长期发展、观众总体人次、社会效益等各种因素，有序地、健康地、可持续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
当下中国电影最突出的难点问题，是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及其如何建构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的主流电影。笔者的基本观点是，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必须注重本土经验和本土意识，从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中研究类型电影及其类型经验，包括电影观念、电影体制和机制对类型电影的制约。我们要通过对中国电影的类型化经验及其发展空间和前景的研究，为中国类型电影找到一条既保持本土经验及其优势，同时又与国际通行法则和惯例接轨的健康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决定了中国电影工业不可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化模式。同样，中国的主流电影也不可能照搬或者复制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模式。中国的主流电影只能在现实背景、文化以及电影传统基础上加以创造。回顾中国电影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主流电影是在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主潮上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也由于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主潮发生变化而更迭。从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出发和考虑，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主潮实际出发和考虑，当下中国的主流电影一方面必须有“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必须要适应“电影产业化”，那就应该有两大体系：国家主流电影和主流商业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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